我也不知道我晃荡了多久，反正那个长如火车的队伍已经不见了。这时黄老师看见了我，问我为什么不去吃饭，我便说我饭卡不见了，并且马上就要哭出来。她连忙牵住我的手，带我径直往食堂走去，我们到了食堂后，她拿出她的卡帮我刷了一顿饭，然后坐下来，看着我吃饭。我记不清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不过这个事情在我头脑里面非常清晰、真实。
我好像沐浴在阳光里，好像面对着母亲，在那个吵闹的食堂里，我很满足的吃完了饭，她又带我离开。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但这种事情确实对我影响很大，虽然其他老师看见也可能会这么做，但我非常感激。
后来我们几乎是成为了好朋友，我小学和初中语文都很不错，在我看来语文是我最能听懂的科目。黄老师住的地方离我家不远，所以我们和几个也住在附近的同学经常下午一起结伴回家。在路上她就像个母亲一样，一边微笑着，一边同我们说话。
后来遇上城管殴打摊贩老太太，我们就一起愤愤不平，开始议论起来，不过我并不太懂，所以总是仔细听着。
你可能已经发现了我是一个留守儿童，我和我奶奶还有我二娘住在一起。这种家庭成员很复杂，一时说不清楚，所以我还是按照顺序娓娓道来吧。
后来我参加了王老师和黄老师升初中前的暑假培训班，我那时已经非常认真地学习，假装起聪明人来，我的排名也从最后一名奔到了中等水平。
那段时间我一个人去补课，一个人回家，不再打打闹闹，变得像现在这这样斯斯文文。我二娘非常疼我，她希望我能考上当时县里非常好的一个初级中学，可除了后来我们搬到那学校附近以及我进去打过一次篮球外，我跟那学校毫无瓜葛。
按道理说我应该是属于那个学校的，因为校方承诺两千名以内可以进入，我考了一千七百多名。而且我二娘还托了一些关系，请那招生办的主任吃了一顿饭，我还是被挤了出去。
不知该庆幸还是该埋怨，不过这一事件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去了另一个偏远的地区读初中，还在那里读了高中，这个地方我需要坐将近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比起步行二十分钟就到的好学校，确实太偏僻了。
不过这倒不是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是，它再一次打击了我的自信心——我始终做了聪明人，装的就是装的，一拆就穿。
不过我或许应该庆幸，因为如果我当时真的进了那个学校也要交取非常昂贵的学费。我二娘倒是有钱不在乎，但是那是一所出了名的监狱学校，里面的规矩多得简直要我的命。我要是进去了，非得三天被开除不可。
但也许不会这样，也许我会被“驯化”成为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但是不论怎样，这都只是意淫，没有人能够猜到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这样我离开了这个伴随我两年的小学。没错，是两年。因为在此之前，我在广东念了半年小学，又在乡下读了三年半小学。
接下来我还要再补充一下这两年里的一些趣事然后再倒回去说乡下的趣事然后是广东的经历。
这个读了两年的小学位于一个小镇，我不想透露更多信息，因为我小时候干过许多坏事。不过毫无疑问这是我人生少有的两年快乐时光。
我先说说我跟这个小镇的渊源吧，我一次来这个小镇是因为我外公在铁丝厂拉铁条。我大娘在这里买了一座不大但很现代化位于六楼的小房。他们长年外出打工、则留给了我和奶奶还有外公三人住。
我父母和我大娘、二娘一并在广东打工，留下我和爷爷奶奶一起居住，所以我是名副其实的留守儿童。
如果要说留守儿童和其他小孩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当时倒是不觉得有什么，因为我的爷爷奶奶都非常疼我，我也并不缺爱，只是我可能错把爷爷奶奶的爱当做了父母的爱，以至于我小时候对父母没有什么感情倒是和奶奶一天也分离不得。
说来奇怪，小时候我觉得我这一生唯一离不开的人就是我奶奶，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我奶奶突然去世了，我也就立刻跳楼。
我曾经脑补过无数这样的画面——我回到家，听说奶奶去世了，我大哭一场，然后来到楼顶，毫不犹豫地往下跳去。但每当我这样想了后我立马打自己耳光，并默想道“奶奶怎么可能会死，她一定会活到一百岁。”
后来家里人每次带我去上坟，我就会许这样三个愿望，几乎每次都是。——第一希望奶奶活到一百岁，第二希望我能考上大学，第三希望家里人都平平安安。
按理说奶奶本是家里人之一，我觉得我这样浪费了一个愿望，不过我不在乎，因为她似乎比其他人都要更重要一些。
爷爷奶奶在铁丝厂工作，他们那时年纪已经不小了，我也已经不小了，能够独自上下学。毕竟学校离铁丝厂也不远。
铁丝厂的位置很不好找，如果你没去过，你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发现有这么一个地方。大娘的平房位于一条街道的左侧，进入一个小巷就能直接转弯上楼，那时我们这还没有小区这个概念（记忆中），楼下是一个小店兼茶馆，那时整个小镇喝茶打牌是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楼下每天都坐着一批不分昼夜的中老年人在喝茶打牌。
而每次那个店主就带头也去打几把，他有些肥胖，夏天总是穿个白大褂、泥色短裤，脚上串着一双拖鞋，拿把蒲扇在手，见人总是乐呵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