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细读印度法官帕尔的“帕尔判决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的辩护方主张，却可见两者之间的若合符节。
以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之初提出的管辖权质疑为例，日本辩护团副团长清濑一郎的理由几乎被印度法官帕尔原封不动地攘为己有。
其实也可以说，印度法官帕尔和被告方的一致只是不谋而合而已，因此，也不必说印度法官帕尔是掠人之美，但日本右翼人士却刻意的把印度法官帕尔的主张作为独到明确的先见，使日本右翼人士那挟洋以自重的心理跃然于纸上。
但是，随着《帕尔》一书的译本出版，封面的广告词很传神：在祖国印度已被掩埋于历史尘埃，在日本则被神话为“世纪伟人”。
这本书的作者即是中里成章。中里先生在帕尔曾任职的加尔各答大学取得博士学位，通过查阅大量第一手文献，访问帕尔的同事和后人，还原了帕尔的本来面目。
中里先生此次的报告《印度的帕尔法官——围绕其政治、思想地位》进一步探讨了帕尔的思想和政治的立场，澄清了讹传已久的印度法官帕尔是笃信和平的“甘地主义者”的传言，证明在印度国内政治谱系中印度法官帕尔是属于右派的。
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研究史上不断被后世之人提及的一个问题。
其中，日本的山田正行先生的报告没有对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下有或者是没有的明确结论，而是从文化、历史、战时天皇的作用等角度详细讨论了昭和天皇的表现和作用。
并且，山田正行先生的报告辨析了各国有关日本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见解，报告中提出了许多不同以往的见解，甚至还有一些看似异想天开的新式见解。
比如，山田正行先生的报告中指出，东条英机那没有击中心脏的自杀是出于既不能违背自己制定的不能生而为俘虏的“战时训”而必须死、同时又要为日本裕仁天皇背负责任而只能活的“算计”。
不论山田正行先生的报告中的事实是否离奇到这种程度，但这种复杂化的审视角度已经至少可以为后人提供不同的观察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