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一名日本人武田柯代子所着的《东京审判中的语言需求和口译安排》一书中，勾勒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中特殊的语言交换体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中，语言安排最突出的特点是层级化的设置，三组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人员分别行使不同的翻译职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中的口译和笔译由日本人担任，日本裔美丽国人负责检查庭审笔录翻译的准确性，而欧洲裔美丽国军官则负责仲裁翻译过程中产生的分歧。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这种设计，表明了审判方对日本人甚至是日本裔的美丽国人的忠诚度都有疑虑，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确实存在没有“中立”的翻译人员的情况，所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如何在制度上保证和被告人同一种群的翻译人员没有偏向性，就不能不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进行防范。
武田柯代子先生认为不仅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中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而在其他涉及到西方语言以外的语言，特别是小语种审判的时候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华夏的学者，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的审判，相关论述大多数都是从大处着眼，而从大处着眼来论述的话，就有对宏观驾驭的难处，但更有不受文献约束的方便。
比如，曹树基的《国际条约与民族主义：东京审判秦德纯之证词与质证》中所说，在日军发动“七七事变”的时候，做为当时的北平市长秦德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时候是当时华夏政府的国防部次长，也是在远东国际军事出庭上作证的第一位华夏证人。
由于倪征燠先生在《淡泊从容莅海牙》中回忆到，秦德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时候说，日军到处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这被远东军事法庭的辩护律师认为是空言无据的说法，几乎被轰下了证人台。
因此，秦德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作证，被做为华夏方准备不足的象征而广为流传。
而曹树基先生通过庭审记录和当时华夏政府外交部的相关档案，对秦德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证词和双方的质证作了细致辨析，认为秦德纯有关“七七事变”的答询是恰当得体的。
因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辩护方律师对秦德纯有关“九一八事变”等超出秦德纯知识范围的问题，这才让秦德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不免有些张慌失措。
不过，直到现在还是有两个想法挥之不去，一方面是在日本军队暴行下的幸存者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人世，但这些战争中受害者的故事却仍然在缠绕着大家。
那些在战争中实施、怂恿、协助和默认兽行的日本战犯，他们那赤裸裸的凶残和不人道的对人类理性精神的存续是个凶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华夏的法官曾说过：“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会招致未来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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