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比他想象的还要理想有用。
他推出是为了整顿赋税、稳定经济、克服财政危机，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切实的超越了张居正这个提出创造者的主观意愿。
它简化了赋役征收的形式，传统的赋役都是分开来收，赋的主要载体是田地，役是人力，而一条鞭法将赋役结合在一块，对于土地少或者说没有土地的农民而言，减少了负担。
再就是用银钱代役，好像好几个改革的人都会选择这个思路，农民可以不用强制的服役，有自由的农忙时间，剩下来的时间会使得他们去做一些短工，离开土地来创造价值。
而商人购置土地就得承担大部分的赋役，若是想要避免，那么就要选择新的商业模式，比如说投资工商业，居然在一定程度还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工商业里面又需要劳动力的投入，空下的农人成为这部分劳动力。
当然这里面存在的问题是，每户人家的役钱多少算合适，不然过高的话，还是得被迫服役。】
至于什么钱都交不起的，那还是老老实实服役吧，还能领点钱回来。
这就需要专业的经济人制定核算。
虽然有部分什么经济的玩意听不懂，但大体的意思还是知道的，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如此简单的逻辑话语，英国公听着朱厚照骄傲的说出来，很想要捂住脸。
可惜他不能，只能努力端住表情。
朱厚照可不在乎，自从知晓自己没什么好名声，加上连皇位都要过继人之后，更加放飞。
他还在那念叨：“哎呀，这个张居正还得多少年出生啊？要是他和王先生都是我手底下的人就好啦。”
那你是在做大梦。
不少人听了没搭腔，但心里都立马回嘴。
【一条鞭法并不单单只是在张居正在朝的时候实行，之后赋税制度都是在上面进行细微的变化。
而在这个过程里面，张居正的功劳毋庸置疑。
第一是推广之功，一条鞭法也并不是突然出现在明朝，宣德、嘉靖、隆庆都有人提出，有人实施，有人失败，最后不了了之。
虽然它们都不是一条鞭法，但内容多多少少都有所关联，张居正实施过程很是谨慎，又是试点，这次的地点在湖北，实施后只有少部分人说不便。
接着又在北方试点，同样得到正反馈后才进行推广。
一直到万历五年才开始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明中叶开始萌芽，但一直到万历五年全国通行，中间波折不断，最后被张居正定为国策，不得不在这夸夸他的功劳啊。】
“确实是能臣啊。”
张居正的厉害哪怕是对他行事有所不满之人也不会否认，他们又不是真的看不到一点好。
只是他越好，越是叫他们心绪复杂而已。
难道就真的没有君子之风的能臣名臣吗？
林书：呃，搞政治的还想出淤泥而不染，这就有点为难人了啊。
一般什么君子之风的，最后都是被贬被贬被贬。
【再就是，一条鞭法突破了重农抑商的桎梏。
封建社会的生产力需要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但到了明朝情况显然不一样，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虽然和宋朝比起来某些地方还在走退路。
一条鞭法显然对商品经济有着强刺激，张居正那会儿并不懂什么资本经济，只是凭借着对时局的敏锐和改革的坚定，推出来这么一套以农资商、商利农的政策。
居然能认识到农商需要发展平衡，在他所处的时代里面难能可贵。】
虽然天幕说得天花乱坠，但基本明清往前捯的都没打算用。
正如天幕所说，他们的农业撑不起，若是不干预压制商业，那么国家的农商绝对会失衡。
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经济会直接崩盘。
所以也不是什么时候发展经济都是对的，毕竟古代就有浩大的商战了，管仲就是其中的翘楚和异人。
【搞完钱以后自然得搞点国家建设，水利向来都是和农桑挂钩，基本上这个开支在每个朝代都会有，张居正自然不会在这些国家基础设施上面抠门。
黄河泛滥一直都是大问题，尤其是经过锲而不舍的对黄河改道，泛滥出来几乎一淹没就是一整个城池。
张居正从万历四年开始，相继启用吴桂芳、潘季驯为漕运总督，全力支持二人的工程。
在治水的同时，他这边更改了漕船起运和入京的时间，避开春汛，减少损失。
只能说，当初规定南方漕运过淮的皇帝是个大聪明，刚刚好在春汛期间路过黄淮段。】
本来还听得好好的，一听到后面，朱棣只想大声问出来，到底是哪个脑袋长出来是个摆设的蠢货提出来的。
漕运的时间改一改是会死啊？
是死犟着还是不知人间烟火，不懂什么时候有春汛啊？
无论是哪一种，都足够叫人无语。
【除此之外，张居正还对驿站进行了改革。
这个方面还挺新奇的，倒不是说古代的驿站不重要，而是很少在改革当中把它也扒拉进来。
驿道四通八达，自然需要相配应的驿站，到了明朝，从京师到各个地方的驿道上，有驿站1936处。
驿站专门负责接待出差的官员小吏，但是吧，内部使用的车马驴这些交通工具，还有配备的马夫船夫等人都是从民间征集，且不付钱。
这个操作我都没想到，真真就是官府吃霸王餐啊。
这也就意味着，驿站接待的人越多，落在百姓身上的负担就越重。
后面更是越来越严重，过往的朝廷命官和皇亲国戚对驿站过额使用，朝下索供、泛滥派遣差役比比皆是。
只能说，蚊子再小也是肉啊，我都没想到驿站还成为一群人的勒索地点。
事实告诉我们，没有差的大环境，只有不努力的人。】
他们自然不会傻到把天幕的话当作好话听，虽然很多人都没有勒索过，但多多少少用过驿站，当时还未曾觉得，现在只觉得和压迫百姓、吃民脂民膏的人无所差别。
享用了便是享用了。
而生活在驿站附近的百姓更是眼里含泪，官府要征集，家里还不能反抗。
可这世道，家里能有几头牲畜都可能是全部的资产，还被强硬的充公，哪里受得了啊。
又找到一个错误处，不少朝廷都开始翻自家的驿站制度。
别的不说，那什么不给钱就征调百姓家的牲畜和民夫，很叫人脸面挂不住。
神宗听到自家的皇亲国戚，小小年纪眉头紧皱，那都是长辈啊。
这个大问题还在宗室上面，可偏偏是太祖皇帝定下来的规矩，真就跟养了许多不生产的猪一般。
民间养猪过年还能吃，可宗室呢？
想想都觉得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