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井镇地处龙王庙乡西南，距离三四十里，和龙王庙并称卫河双星。
双井镇所产大鸭梨、管笔葱、草编、井南炊饼（宋代炊饼就是蒸饼，凡是面食都叫饼。火烤的叫烧饼；连汤带水的，叫汤饼，现在习惯叫面片汤；蒸熟的叫蒸饼，只是避讳宋仁宗赵祯名讳，改为炊饼，馒头馍馍是也）等特色土产久负盛名，在龙王庙大集上也是赫赫有名，但现在却鲜有出现。
渐渐的，在双井镇井南村，一些商贩不约而同组成一个民间商社——井南商社，在这里开辟了井南大集，俨然有和龙王庙分庭抗礼之意。只是规模还小，规划还不到位，加上又是民间自发的，远远没有成为气候，但这些人“不蒸炊饼争口气”，井南商社和井南大集已经渐渐名声在外。
既然是市场，就有买卖，而且这里全部是双井镇周边村里的特产，尤其是大鸭梨，得益于卫河之水，两岸种植着大片的梨树，成为远近闻名的梨树之乡。
张邦杰是井南商社的社长，也是井南村最大的种梨大户，兄弟三人包下了卫河以东约百亩的梨树，手下也雇佣这十几号人。本来在龙王庙集市上也包了一个摊位，但今年的摊位费一下子长了近乎三成，恰好今年春天倒春寒受了灾，减产了一半，果的品相也是不好，按理说减产了，物以稀为贵，价钱应该上去，整体下来不一定亏。
可是榷场司出台了一个“调节税”，硬是把价格定的高的过于离谱，美其名曰保护商家利益。当张邦杰撑了三天后，撑不住了，瓜果是时令物品，多放一天，品相就差一分，就掉一分价格，而且感觉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来自己摊铺问询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无人问津。张邦杰私下里偷偷询问果蔬同行，发现并不是自己一家，凡是时令水果摊铺，都是如此。
赵邦杰既然做到了在龙王庙集市租赁商铺的地位，人自然是很精明的。嗅到了这一丝不寻常的味道，便急忙召集同行商议对策，如果再有几天不下货，今年的收成就得全部烂掉。但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买主，以前都是外地客商提前到这里预定，鸭梨一上市，马上就有人收购，今年非同寻常啊。
不等他们商议出对策，商榷司的人找上来，说要代为收购，还说朱司使这几天也是为大家的事情前后奔走，寻找买家，但是今年行情非常低迷，这些天好不容易找到东京一家大客商，愿意收购，但是价钱压得太低，比平时要降价六成，这就是赔本的买卖了。
但张邦杰等人也是无奈，赔是肯定了，只不过是赔多赔少的问题。能卖出去，总比砸在手里强。于是，库存的大鸭梨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这位东京大客商。但赵邦杰等同行，还是感谢商榷司朱司使，要不是朱司使跑前跑后联络，他们很有可能赔的是血本无归。
但朱司使却委婉谢绝了他们送上去的礼物，还说为商户解决问题，也是他们商榷司的本分职责，只有大家发财，他们才能发财，共同富裕，也符合当今官家所提倡的发展理念。
大家自然对朱司使的高风亮节表示钦佩，纷纷表示自己的谢意，朱司使只是笑道说：“以后大家多支持商榷司的工作就是最大的谢意。”众人都把这听作是一种客气。
但事实证明，这不是客气，而是很不客气。转过头来，这次年的承包费直接上调五成，而且列举出上调的十三条原因，诸如加强安保巡查、防火防盗措施完善、市场改建等等。而且优先找到他们这一行，因为有言在先，虽然费用上调，但要是经营得当，还是有利可图。他们都咬牙按照新的价格交了承包费。
但一纸“统购统销”让他们彻底寒心，美其名曰合起伙来制定规则，实际上就是商榷司一家说了算。“低买高卖”成了剥削的主要手段，不仅仅是他们这快进快出的一行，其他行业也是如此，或者说，商榷司成了最大的转手贸易行，也就意味着最大的利润被商榷司盘剥而去。
这也就是许多商户不得不离开龙王庙大集市的原因，现在的龙王庙集市，入住商户减少了三成，今年腊月大集，本来是最赚钱的一个月，可现在看看，龙王庙大集曾经的摩肩接踵的场面再也一去不复返了。
事后张邦杰得知，这只是针对他们的阴谋之一，好多商户都遭遇到这种情况，被商榷司下了套。去年根本不是没有销路，而是东京、大名、京畿路、两浙路等地的客商，都被商榷司拦截，没有商榷司的公文，是不能交易的。去年秋天下来的鸭梨，因为主产地遭遇天灾，东京各个干果店水果价格翻了两番，一方面朱文用几乎烂品的价格收购上来，转手用高价卖给各个批发商贩，从中谋取暴利。
赵邦杰等人一怒之下，脱离龙王庙大集，和周边种植梨树的几个村的村民自行成立一个商社，在双井镇井南村东，开辟了一个交易市场，专门交易附近种植的鸭梨，今年已经初见成效，他们计划要扩大市场，没想到却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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