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俩多嘴说了别的话，怎么办？伊媚心想。
“当然，赵宽的新供述里毕竟出现了夫人的名字，所以我也不能不作声。我对检察官说了，你看，就这个程度，没有必要让她上证人席吧，这么说可能不太好，但那位夫人是很有社会地位的，跟赵宽、方达、陈兵那种小混混不一样，不能给人家添太多麻烦，也犯不着让人家出庭。检察官一听就回答说，明白了，就这个程度的话没问题。”
左义抽了口烟接着说：“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不申请夫人当证人的话，夫人就不用出场了。至于法官那边，不管被告说了什么，估计都只会一听而过，不予采纳。因为公审时总会随便请一些与案子无关的市民旁听，法官也不希望对当事各方造成个人隐私上的困扰。”
左义不说“对当事各方造成困扰” ，而是在中间加了“个人隐私”一词。仅凭这一点也看得出，他知道赵宽和自己的关系。不，已不只是推测，赵宽既然说出了名字，肯定也坦白了一切。检察官与律师商量后，放弃让伊媚做证人，想来也是立足于这项事实而做出的判断。一想到左义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伊媚除了低头别无它法。这时，她的脑中浮现出刚才取烟时左义那盯着自己手指的眼神。
左义感到局促似的咳了一声。
“然后……”与先前不同，他的声音变得低沉稳重，“有件事是我从闫怀庆先生那里听来的，据说夫人漏过一点儿口风，意思是希望赵宽在牢里待得越长越好，是吗？”
“嗯。”伊媚明白无误地点了头。
闫怀庆说会控制律师不让其过分卖力，但他恐怕还是觉得旁敲侧击难以传达真意，结果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此外，若非如此，辩护委托人请求律师加重被告之罪责便会显得不可思议。看来即便是闫怀庆也无法迂回婉转地向左义表明意图。不过，闫怀庆应该没说伊媚这样做的理由。
“这可不行啊。”左义教诲似的说，“我的意思是，这就意味着辩护人不会太着力保护被告。但被告最恨的就是辩护人缺乏热情，一怒之下，不再指望辩护人，而是去想怎么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被告会拼命的，那样一来就真不知道他会说什么了。那种时候我们也就别想什么法庭规则啊辩护策略了，简直是一团糟。怎么说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
“这是下下策，倒不如拼命为被告辩护了。这份热情能让被告对律师产生信赖。被告一旦信赖律师，就会对律师言听计从，明辨事理，遵守约定。如果我说这个不能说，他就绝对不会说。夫人，这样的做法才是明智的。”左义似乎想说这对夫人有好处，“你听我说， 赵宽的这个案子非常有趣。昨天在兴达宾馆大厅，闫怀庆先生也在场的时候，我已经解释过了。李芝的胃里留有安眠药残片，还没来得及消化，但法医没用镊子夹出来放在显微镜下检查。也就是说，法医觉得事实很清楚，所以偷懒了。这也是常有的事，而我的着眼点就在这里。我打算利用这一点进行争辩。这个案子是非常有希望的。”
律师一度平静下来的语声变大了，语速也加快了。
“你说有希望，是指有可能判成无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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