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所谓外交，无非是在不影响两个朝廷基本关系的情况下，为本朝争取得一点面子和一些实利。
如今时势已非，伪清朝廷对该以何种态度对待明郑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外交政策更是举棋不定，因此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祖可语和萧魁二人的外交才干了。
他们两个人在出发去杭州前，确曾蒙康熙皇帝单独召见,面授机宜。
最后在对待明使的方针政策上，康熙皇帝给他们的指示总结起来便是十分抽象的“刚柔得中，趁势邀利”八个字。
这与是否要接待明使的问题一样，也是经过一番廷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才得出的结论。
但是强硬可以强硬到什么程度？退让可以退让到哪一条防线？趁怎样的势？邀怎样的利？
这些谁都无法明确回答，连康熙皇帝自己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只是让他们要多从使节身上套取明郑的情报,通过言语麻痹其警惕之心，最好能让其产生矜傲之心。
他们两个人名为接伴,实际上也就是谈判代表,既然心中无数，也只好做到哪里就算到哪里了。
对康熙皇帝下达的这八字方针，祖可语心中打了许多腹稿，但大多数都没法经得起事实的考验。
两个朝廷既已动兵，凭他们两个接伴官加起来还不足一尺的不烂之舌，就能说服明使，使明郑自动从福建退兵，各保疆域，互不侵犯吗？
这不但他们几个人没有这样大的本领，就是以高姿态来到济南的明使，也无法答应这个。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利”可“邀”？似乎也就剩下说服明郑保持现有疆界，不再随意兴兵动武这一项了。
康熙皇帝并没有像二人明示准备继续攻打福建，他希望能给马仪留下清廷一副被打怕了,希望和平的软弱印象,借以麻痹远在福州的郑克臧。
是以他在对祖可语面授机宜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罢兵讲和之意。
康熙皇帝希望通过错误地引导祖可语和萧魁二人来达到最终迷惑马仪的目的。
此时的众人还不知道最初与明使接洽的姚启圣已经帮他们很好地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
对待明郑使节八字方针的提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康熙皇帝在其对朝堂强硬的掌控力基础上强硬宣贯的，引发了很多争议。
除了少部分人之外，大部分朝臣对明郑使节到来的态度是消极、敌视的。
满洲一派的大臣提出了一个激烈的建议：把明使扣押起来，明示拒绝谈判之意，以鼓励士气，拼死一战，尽快收复福建。
他们对康熙与明郑和平相处的想法嗤之以鼻，不少人认为这是皇帝软弱的表现。
这些满洲勋贵们并没有与明军交手的实际经历，只是凭借主观的臆断想象着明军的战斗力，在他们看来之前一系列的失败不过是前线将领的无能罢了。
是的，康亲王杰书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他的个人威望急速下降，不少人将他之前的战功看作是侥幸，认为他是个好运的亲王，实质上不过是个无能之辈罢了。
这些满洲大爷们在北京城呆的久了，自有一股小觑天下英雄的豪迈，盘踞在福建的明郑军队在他们看来不过土鸡瓦狗，他们盲目地自信着，觉得大清仍像数十年前一般天下无敌。
康熙皇帝对这个提议报以冷笑，当他质问这些提议的满洲官员道：“若是扣留使节，郑逆再次兴兵,不知哪位臣工愿意领兵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