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是这个原因。”
郑立农缓缓地说：
“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这些上面的领导不了解情况，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咱们国家的聚酯技术一直很落后，70年代，我们和西方的关系改善了，国家又提出要大力发展涤纶，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所以就直接从国外引起了几套大型聚酯装置。
“在当时，我们也不具备独立开发大型聚酯装置的能力，即便是5000吨级的装置，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望尘莫及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先入为主了，觉得聚酯装置的价格就是这样，每吨1万元，这个数字也很好记。却从来没想过，如果换成自己来造，价格会是多少。”
“其实有些地方的领导可能是知道这个情况的，但是……”吴哲夫插了一句话，不过说到“但是”的时候就停下了，不再往下说。
高凡和潘越都听懂了这个“但是”背后的潜台词。吴哲夫分明是说，聚酯装置的引进是由国家出钱的，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自然是多多益善，反正也不掏地方政府的钱。
吴哲夫插这句话，是想替郑立农开脱，让他不要一味地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但他后面那些话，有些诛心，以他的身份，并不适合在地方干部以及高凡这样的外人面前说这种话，所以就选择了一个意味深长的“但是”。
高凡说：“其实，聚酯装置的单价并没有那么贵。大型装置的单价比小型装置高一些，但也不至于高到每吨1万元的水平。
“国外厂商之所以开出这样的天价，其实就是看准了我们自己不会造这样的装置，不管他们如何报价，我们都得捏着鼻子认了。”
“那么，小高，你是怎么知道聚酯装置的价格的？”郑立农突然饶有兴趣地向高凡问道。
你穿你也知道啊！
高凡在心里回答了一句。
在他所了解的历史上，中国一直都在进行聚酯装置的国产化努力，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才造出了第一套10万吨级的大型装置，而随之而来的，就是进口聚酯装置的单价断崖式下降，降到了此前的1/5。
中国人这才知道，长期以来，国外厂商从中国攫取了多少利润，多达近百套的引进装置，让人坑走的钱是以百亿计算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百亿，那可都是十几亿人的血汗钱啊！
“我在厂里帮周阿姨研究铵改尿方案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其中也包括聚酯装置的资料。我觉得，聚酯装置和合成氨装置其实也有类似之处，从合成氨装置的制造成本，完全能够估算出聚酯装置的成本。”高凡说道。
潘越说：“聚酯装置的难度比合成氨高一些，……我是说和我们自己搞的小合成氨相比，如果是和引进型的30万吨合成氨相比，聚酯装置的难度也不算特别大。
“小高的说法是对的，我们拿自己搞的化工设备的价格去对照一下，也知道引进装置的价格是虚高的，完全就是在抢钱。”
“抢钱……，这个说法好啊。”郑立农叹了口气，“当年，他们是端着枪来抢钱抢东西，被我们打跑了。现在他们换了个方式，本质上还是要抢我们的钱，这一回，咱们也得打断他们的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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