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那天喝咖啡之後的第三天，也许是第四天吧，特里普给我打来电话，然後我们便在电话中聊了起来，她告诉我说，她现在一个人呆在家里，觉得好孤独，干什麽都没有兴趣，所以就想打个电话，找个人聊聊。
如果说特里普主动接近我的时候是有企图的话，那麽，我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真是个天才，她使用的心理战术，竟然轻易就骗过了一个心理学硕士，成功地运动了攻心术，轻易就取得了我的信任。我想，如果她不是想做这种令人痛恨的事而是去做一个心理医生的话，我想她一定会非常成功。然而非常遗憾，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却不能选择自己的性格以及品质，因为这些东西，被时间沉淀在了他们的生命之中，普通的力量，绝对难以改变。
在电话中，特里普最初对我说，她觉得自己非常孤独，所以想找个人谈一谈，得到我的同意後，她於是开始谈她自己，谈她的婚姻以及跟她有过接触的男人。她说，她其实一直都想通过婚姻或者通过男人找到一种东西，但是，找了几十年，结果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要找的到底是什麽。最初，她以为自己要找的是那种关心爱护重视自己的感情，她认为她找到了一个那样的人，於是她跟那个男人好上了，并且跟他上床。但是，她又发现还有另外的男人比自己选择的那个男人更加关心自己更加重视自己，而自己选定的那个男人，却会在一些非常特别的时候将她给气个半死。但是，後来她便发现，其实，她永远都找不到她想要的东西，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够给她。
她在人生的路上走了几十年，最後的结论是，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没有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有些男人会对女人说，他的一切全都是为了她，表面上看，那似乎是对的，他会为她做很多事，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令她感到快乐。但结果，她却发现了另一个事实，那个男人为她所做的一切，原来都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自尊心，为了满足自己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目的。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後，她便以为自己不再需要男人了。可现在呢，她又觉得没有男人在身边，一个人会更加的空虚，更加的无助。一个人真是太不可捉磨了，活了几十年，竟然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麽。
我是真的被她所讲述的故事打动了，因为她所说的事，其实也就是我曾经想过或者是曾经经历过的事，我是真的觉得我们非常的接近，也觉得我们之间应该有更多的话题。非常自然地，我有了一种倾诉欲，因为我可能比此时的她更加的痛苦、更加的落寞，因为我爱着一个人，却又永远都不可能有结果。不，不仅仅是没有结果这麽简单，即使是现在的短暂拥有，都似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我始终觉得自己的胸中有一块东西被紧紧地塞着，我非常迫切地想将这件东西卸下来，而我知道，如果能够痛痛快快地向别人说明一切的话，虽然不一定能解决我目前的现状，但至少可以让我轻松一点。
正在犹豫是否应该多少跟她交换一点自己内心的秘密时，她突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人呢，就是需要倾诉。真的，莫妮卡，刚才我觉得自己难受极了，可现在跟你说了这些话，觉得心情好了许多。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帮了我，我没有看错，你会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我真有点哭笑不得，她谢谢我帮助她，可是，我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又哪里帮了她什麽，而且，我都是一个最需要帮助的人，时刻都希望能有人来帮助我，一个重症病人，又怎麽会有能力医治别人的病？
“不，你帮了我。”她说，“你知道的，我只需要有人说话而已，而你真是一个最好的听众。算啦，我为什麽要对你说这些令人不愉快的话？你没有理由要承受这些的。我们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吧！”
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心理学专家，道理就在这里，她最初说了一番话，让我觉得她十分的信任我，同时也感到她可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接着，她便将活题一转，又开始谈一些令人开心的事，虽然她所谈的事，对人生来说，可能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但是，正是这些事，却能引人发笑，能令人感到轻松，处在这个时候的我，立即就知道，她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至少，跟她通电话，不会觉得自己的心情会非常沉重，甚至知道跟她的交往，会给自己带来快乐。
那个时期，是我最不快乐的时期。所以，一个能令自己快乐的朋友，对於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是以前，我或许可以找一些别的人，比如经过了多年交往，真正相信的朋友，那种友谊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是任何时候都不会背叛自己的。可是，那些明友，现在全都不在我的身边，他们离我实在是太远了，即使是通电话，也会感觉到那种十分遥远的距离，但特里普不一样，我们的住地虽然相距也同样十分的远，但我们是同事，每天都可以在同一幢大楼里见到的，所以，即使是相距两地通电话，也会有一种面对面交谈的感觉，我想，我与特里普之间最初的信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在以後的交往中，我们不知不觉间便越走越近了。有时候，遇到了不顺心的时候，我会告诉她，而她也一直像是自己在这个世上最亲的亲人一般，除了劝解我，还会想出一些办法来，逗着我开心。
比如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等着克林顿的电话，却又一连几个星期没有等到。
她似乎看出了我心里不快乐，便主动问起。我当然不能对她说明这件事，便带点敷衍地说，因为等一个朋友电话，但那个朋友一连几个星期都失约了，所以觉得不开心。
“原来是这样哇，”她说∶“这样好啦，以後我每天多给你打几个电话，你就会开心了。”
接下来，她是真的每天都给我打电话，或者是在单位里的时候，尽可能地抽时间陪我聊几句。那时候，我真的有了一种感觉，她既像个老大姐，又像自己的母亲一样，见到她便有一种亲切感。没过多久，我对她便有了一种信任和依赖感，与她通话似乎成了我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份，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份。有时候她如果没有打电话过来，我便主动地给她打电话，主动地和她谈起自己内心中的苦闷。不知不觉间，我们之间最初的角色就转换了，变成了我主动地打电话找她，主动地向她讲述自己。
似乎每次的开场都是差不多的，我会问∶“琳达，你会不会觉得我老是打电话来，很烦人？”
“一点都不”她说∶“你知道，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麽十分的投缘，我们就像是母女俩一样，你能主动打电话给我，说明你对我的信任，我对此非常感激，那至少让我觉得自己看上去还是一个重要的人物。”
大约是在1996年9、10月间，我一连几个星期没有接到克林顿的电话，心中非常烦燥，於是第一次向特里普提起了这件事。像我以前提到此事时一样，我并没有向她说明此人是谁，我只是告诉她，我与一个有妇之夫有着特别的关系，但我现在已经几个星期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了，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麽事；因此，我感到非常的惶恐，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不是就此结束了，同时，我又觉得十分的不甘心，因为我们的关系看上去是那麽的好。我完全陷进了这件事情之中，如果他真的与我断了我的话，我真不知自己该怎麽办。
“是白宫里的人吗？”她问。
我没有告诉她实话，我说∶“是一个与白宫有着特别关系的人。”
这样的回答至少可以作许多种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一种就是此人并非白宫的要员，而是一个与白宫有非常关系的特殊人物。但实际上我没有说假话，因为克林顿当然与白宫有着特别的关系。
说过这些话後，我就感到十分的後悔，因为我和克林顿之间的秘密，是超级秘密，绝对不能轻易对别人说出来的，现在，我竟然说了，那就等於我出卖了自己和克林顿，成了一个对我们的感情不忠实的人。这件事，对我的良心是一种挑战，或者说是对我的品行的一种严峻考验。同时，我也会为自己找一些理由，因为我毕竟没有说出最关键的东西，只不过提到了有这样一件事。既没有详细说明这件事的细节，也没有提到这件事与什麽人有关，这或许还不应该算是泄露了我们之间的秘密吧，至少我是这样想的。
那时我暗自下决心，以後绝对不能再跟特里普谈起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心情极度复杂的时候，往往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留神的时候，很可能将一些极其重要的事情说出来。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恶习，我也曾想到过要改过来，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没有改掉。不过这次，我是下了决心，暗暗告诫自己，以後再不能与特里普谈论这件事。
然而，我实在是太幼稚了，没有想到一件秘密在对任何人公开之後，就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哪怕公开的部份再少，那也是公开了。
事实上正是如此，有时候，特里普见我闷闷不乐的时候，便会主动问起∶“怎麽啦，莫妮卡，你看上去心事重重，是不是我们那位白宫的朋友又忘了给你打电话了？”
我并没有纠正她的说法，因为她的说法是正确的，而且，从另一方面理解也不错，我的确是那样告诉过她。我没有纠正的另一个理由，是我的心情实在是糟糕透了，我根本就没有兴趣纠正任何的事情，或者说，我甚至连多说几句话的兴趣都没有。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了无生趣，绝望至极。
她於是再说∶“我能帮助你吗？莫妮卡，亲爱的，我真的很替你担心。”
或者会说∶“莫妮卡，振作一点，你应该忘了那个家伙。相信我，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快乐，他只会让你痛苦，而他却永远不会跟你分担这一切。你信我的话没错，忘掉他吧。”
是的，我是不想再与她谈起克林顿，但这样的谈话多了，我在心理上便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我们之间都非常熟悉那件事，那并非我一个人的秘密，而是与特里普共同的秘密。尤其是在那种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候，对於守密的警惕性就会非常的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特里普是个知道一切的朋友。
只有现在，我才真正明白，将心中的秘密告诉身边的人，实在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因为我们太经常地见面了，时间一长，这种心理上的错觉就不可避免，後来甚至会将这种错觉误认为是真实的存在。正因为如此，後来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我到底向特里普说了多少，或者说哪些是我告诉她的，而哪些是她猜到的。她在我面前不断提到“我们白宫的朋友”这件事，最终对我造成了一种心理暗示，使我认定她已经知道了整个事情。
正因为心理上有了这样的改变，因此，在以後的某一个时间里，我可能会与她多谈几句。我多谈的这些部份，又成为她对我进行更进一步心理暗示的基础。我绝对没有想到，她实际上在对我施行一种特殊的社交工程术，那绝对是一种百份之百的特工手段。
不知不觉间，我就陷进了这件事中，我告诉她的事情越来越多。
如果她是我以前的那些朋友，即使我告诉她这些事，也不会有丝毫危险，因为我一直都对此充满着警惕，我觉得我对她所说的话已经十分的审慎了。
然而，我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她在白宫呆的时间比我要长得多，她熟悉那里的一切，差不多熟悉白宫里的每一个人，知道许多有关他们的道听途说的事情，也非常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和爱好，甚至是他们说话的方式。另一方面，她是一个虽然未经正规训练，却是十分出色的特工，她非常清楚应该怎样引导别人说出内心的秘密，并且非常熟悉怎麽对这些谈话进行整理，从中找出最本质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我自以为向她讲述的一切都不涉及问题的实质，但实际上，她已经凭着职业敏感猜到了那实质到底是怎麽回事。我想，她一定花过大量的时间对我们的每一次电话进行认真仔细的分析，然後找到了“我们白宫的朋友”的准确理解，并且从另外一些我目前还不十分明确的谈话中，抓住了几个要点进行了综合的分析，最後得出一个连我自己都绝对不可能料到的结论∶我所说的那个人，正是美国总统克林顿。
我想，那位发现了特里普有着特殊潜能的那位老兄在知道整个事实之後，一定会感到得意，因为他在发现一位特工人才方面的确是眼光独到。而特里普也并没有辜负这位恩师的期望，她干得十分的出色，那种综合归纳、去伪存真的功夫，简直就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前苏联解体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否则，我们的特里普女士有可能被派往莫斯科，在与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克格勃特工的斗智斗勇之中，她一定可以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女英雄。她的才能竟然没有发挥的战场，实在是一件太令人遗憾的事。
特里普本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有些生不逢时，她对自己目前所充当的角色十分的满意，而且干得十分的投入。
很可能是在她意识到我所说的那个人是克林顿之後，我们之间的谈话便出现了一些变化，我现在很难说清这种变化到底是由谁引起的，但我却有另外一些证据证明，问题的关键正是出在她身上，因为我从来都不会向别人提起克林顿，更不会主动地讨论与克林顿有关的所有事情。无论在什麽场合，如果一定要提起那个坏小子的话，我或者会说“我们的大老板”，或者会说“我们的大帅哥”，绝少直接提到他的名字，但有一段时间，我和特里普经常谈到克林顿。
在当时看来，提到克林顿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因为四年一度的竞选大战，正处在如火如荼的白热化阶段，克林顿的前途似乎还胜负难料，同时又有许多的美国人民为他而疯狂。在那几个月的时间里，你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存在，无论是你走在大街上，还是回到家里打开电视机，甚至是与朋友通话，话题都会引到大选上来，总统候选人几乎是无处不在。尤其是克林顿，他既是上一任总统，同时又是最热门的候选人，有利或者是不利於他的各种消息，充斥着人们生活的每一个空间。
既然克林顿无处不在，谈论克林顿，就没有丝毫的不正常，那正是全美国人民目前所感兴趣的话题。
而特里普选择这个话题，目的与其他人显然是不同的，她在动用一种特殊的手段刺探我对克林顿的兴趣程度，同时，她在试图利用这一话题，在我完全失去警惕的时候，将她所需要的情报提供给她。她的目的显然是很快就达到了，她从我谈到克林顿的态度时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她的行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於是，她决定再向前走一步，最终确认这一判断。
克林顿竞选获胜，连任总统之後，我所期望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他既没有按照自己曾经答应过的在白宫为我安排一个职位，也没有邀请我去白宫与他相见，甚至是连电话都少了起来。当时，我的心情糟透了，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非常详细地谈到。特里普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她对我更加的关心起来，同时，她也在不断地引导我谈论有关克林顿的话题。
有几次，她非常突然而且故作吃惊地问∶“天啦，我觉得你迷上了克林顿，这是不是真的呀”或者说，“莫妮卡，这到底是怎麽回事？我觉得你爱上的不是那个白宫的朋友，而是我们的三军总司令，这难道是真的吗？”还有一些时候，她会主动地告诉我，她在白宫的时候，曾有几次与克林顿接触的机会，她向我承认，克林顿实在是太迷人了，当她近距离看到克林顿的时候，简直就有一种立即会昏倒的感觉。她说她那时有一种强烈的，就是想跟克林顿上床。随後她便会说，“在全美国，谁不想着那种事呢？他实在是太迷人了。”或者是说∶“谢天谢地，我们为自己选了一位看上去性感迷人的总统，美国妇女终於有一个可以崇拜和迷恋的偶像了。”
那时候，我真的觉得她是在迷恋着克林顿，因此，我会感到一种特别的幸福和得意，因为有那麽多入迷恋着我的情人，这充份证明了，我的运气比别人更好，也说明我比别人更幸福。那时候，我便会在心中暗说∶“你哪里知道，他已经是我的了，别人如果想得到他，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我们之间。这样的谈话，实在是太多了，以至於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我到底是否将自己与克林顿的事情告诉了她多少，或者说，我是否曾经暗示过，我的那个情人便是克林顿。事实上，後来事情便开始明白起来，只要谈起此事，我们都知道所指何人。我现在已经很难回想起这种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我一直都似乎处於一种昏昏噩噩的状态，彷佛被人催眠一样。就在这种状态下，我与克林顿之间的秘密，成了我与特里普之间的秘密，她变成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和克林顿本人之外，唯一一个知道得最详细的知情者。
1997年，无论是对於我来是对於克林顿来说，都是一个灾难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初，就琼斯案是否在总统任期内审讯问题，克林顿的律师已经上诉到了最高法庭，而主流媒体紧紧地抓住此事不放，试图影响最高法庭的九名官的裁决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