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就是隋炀帝杨广，倒行逆施，实施苛暴的徭役、兵役，毫无限制地压迫劳动人民，甚至贵族地主，才引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地主反抗。导致了隋王朝的灭亡。
而彭文用神识，覆盖了整个大唐则发现，在这个时期，贪污极少。
或许是因为李世民以身作则，所以贪官屈指可数，就算偶尔有一两个贪官，也为人所不耻。还有根据彭文所看，唐太宗李世民治理贪官的手段比朱元璋要高明的不知多少，李世民不用酷刑，不用重罪，只是从自身做起，百官效仿，成就了历史上最清平的时代。
而朱元璋，虽然是古代中对贪官最狠毒的，最残酷的，朱元璋仅前后反腐就杀了15万贪官。
但是，却一点效果也没有，官员还是前赴后继的贪污，而且越到后世，贪污腐败越是严重。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所制定的《大明律》。
大明律其处罚之严之重，历朝历代从未有过。
他采取的是铁腕反腐，有的手段令人感到残忍。
第一，量刑非常低，超过60两，就要严厉治罪；第二，手段残忍，动不动就是剥皮，挖心等残忍手段；第三，人人普及，只要发现贪官，连老百姓都可以将官员拿下。
所以客观的来说，这其实这怨不得官员，只能说朱元璋太抠门，给官员的工资，还不够他们养家糊口的。
明朝时期朝廷正一品官员一年1044石，相当于现在32万人民币，这个待遇只有宋朝的十分之一。一个普通的县令一年97石，相当于3万元，低的可怜。不光如此，这些县衙的师爷 幕僚衙役等都要县令自己掏腰包给他们发工资。
所以官员如果不贪污，日子过得就很寒酸饭都吃不饱，所以哪怕冒着杀头危险也要贪，反正横竖都是个死。
朱元璋虽然设置了御史台来监察天下官员，也制定了严酷的律法和考核措施，可是这些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循环。
朱元璋始终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尖锐的反腐行动就足以遏制贪腐行为，但是酷刑滥用并不是治理腐败的唯一真理，仅仅打压贪污的官僚集团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起完善的政治体系才是根本之道。
可惜朱元璋始终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朱元璋或许是受出身的影响，也或许是受视野与格局的限制，即便是设立了御史台、锦衣卫，又放开了举报渠道，严格了考核制度，可始终没有触及反腐的核心——他总是一味地依靠个人意志来反腐，却陷入了另一个漩涡：胡惟庸和蓝玉案中，牵连四万余人，无数财产充公，反而让不少官员趁机大捞一笔。
而唐太宗统治下的唐朝，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就以身作则，官员们也是一心想着为人民办事，每个人都安分守己，不会滥用职权去为自己谋利，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封建历史上的最低点。
这其中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李世民并没有和朱元璋一样，明朝贪官只要被发现，那么唯一的下场就是被处以剥皮的惨刑。
而李世民主要是以身示范和制定一套尽可能科学的政治体制来预防贪污。
在一个有求必应的皇帝面前，官吏贪污的作案动机很小，贪官污吏也不容易找到狼狈为奸的同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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