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形之下相见，相信蒋委员长和周公，都是有万般感慨吧，周公把六项协议和全国民众的反应，都一一说给蒋委员长，蒋默言不语。
不知此时的蒋委员长，作何感想，周公离去后，蒋委员长木坐许久，眼往古都斑斓的夜色，久久不语，其后，苍老与黯然之色愈甚。
此时蒋委员长内心真实活动，外人无从知晓，即便是他安然脱险后，也对那晚与周公见面的事情，只字不提，在他的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也是一笔带过，直至晚年漂居孤岛台湾，从未提及，随着其人作古，记忆也就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在推出六项协议的同时，周公还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就那些坚决主张杀蒋的内部势力之中，进行艰苦的说服工作，周公的个人魅力，诚挚的态度，合情入理的分析，终于使这些人放弃了杀蒋的主张，回到有条件释放蒋的道路上来。
因为周公的努力，中共和西安内部，主张杀蒋的声音，旋告消失，西安方面内部，最终取得一致意见，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周公功不可没，居功至伟。
一代伟人的风采，吾等后辈，无缘一见，只能凭空遥想，化作纸上苍白无力、甚为肤浅之寥寥数语罢了。
唐纳德不辞劳苦的往来与西安和南京之间，多方斡旋，也因为中共的参与，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十天之后，国民党中常委西安事变决策委员会成员宋美龄、宋子文等，终于得以成行，乘坐飞机，由南京飞抵西安。
随机同行的几位委员，出乎意料的是，军统局局长戴笠，竟然也作为赴西安代表团成员之一，同机抵达，要知道，张杨对这位军统局的戴老板，素无好感，甚至是厌恶至极，戴笠此去，与自投罗网无异，等同于把自己的脑袋，伸过去让张杨砍。
不知戴笠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众人均感不解，宋美龄倒是颇为感慨，患难见人心，戴笠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前途莫测，还毅然随机前往，难能可贵，与陈果夫相比，更是高下立判。
用戴笠自己的话说：“我的一切，都是委员长给的，现在，委员长西安遭难，作为他的学生，岂能袖手旁观？戴笠无能救出委员长，只有陪他一起经历凶险，唯有如此，做学生的，内心方安，不受良心之谴责！”
倒是秦风猜测出他的真实用意，西安事变到如今，从形势上判断，蒋委员长定无生命之虞，中常委会议上，陈果夫出了昏手，正不见喜于宋家兄妹，而彼时的中统与军统争锋，因陈家兄弟在党国的超然地位，军统屡次处于下风，有被压倒之势。
何不趁此机会搏他一搏，抢先进入蒋委员长的眼球，落难之人，最感激莫名的，莫过于昔日的部下，甘冒风险，千里来投，钧驾脱险，患难之交，还怕日后不飞黄腾达？
戴笠此举，看似冒险，实则是摸准了眼下局势的脉搏，大大的赌他一把，赢则千倍、万倍的好处等着拿，实际是，戴笠的心里，也是没底儿，从他闪烁的眼神，阴晴不定的脸色，就能看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