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唐闭上眼睛，他低声说：“去医院。”
我发现，“保持坚强”这四个字存在让人感到特别虚伪。它基本是一个人对自己特别脆弱且即将崩溃的神经说：亲爱的咱们没事儿，坚强哇。
我的内心明明在地上无助地打滚，但身体却迅速跑上楼拿了病例检查单、大衣、围巾，不小心又摔了两次手机，从二楼滑到一楼。捡起来揣兜里，没穿袜子准备拿车钥匙走。
钱唐看着我手忙脚乱地跑来跑去的，我尽量定下心，转头问他：“你自己有什么想带的东西吗？我帮你拿。”
他摇了摇头，目光没有移开我。过了会，补充句：“要带上你。”
等送钱唐去医院的路上，我俩谁都没说话。
我拼命集中涣散的精神，假装镇定地着车，钱唐坐在副驾驶座旁边，一声不吭。他不说话，我却还是感觉耳边传来消之不去持续不断又均匀的一些声响。
明明锁门出去后发现地是湿的，但天空阴沉沉的压根没有下雨。开车的路上，远远又看到行人在行人道里打着一把鲜黄色的伞经过，所有怀疑和惊恐，早在我彷徨的间隙填满了胸膛。
到了医院后，终于见到了钱唐嘴里A大医学系里那个校友，国内首屈一指的癌症专家。不知道几十年前他的高考发挥得怎么样，但就像钱唐所说的。看他稳重的模样，就感觉医术很好。或者说，演技挺好的。
“血小板偏低，身体会有不适感。需要把药加大分量，目前应还无大碍，但已经能进入化疗阶段。我们最好把他稳定在一个地方，接受治疗。如果你们有意去美国医院，这几日可以跟着外籍医生动身，到当地去确定治疗方案。”老医生把手插在白大褂里，慢悠悠地说，”其实，钱先生留在我们治疗也无妨。国内对这个癌症的治疗经验还是很丰富，并不需要——”
“大夫，我们得去美国。”我斩钉截铁地说，钱唐刚做完另一项放射性检查出来，正在穿衣服，我跑过去把外套递给他，扭头对医生说，”我们要去美国。他先去。最多五天后，我签证下来立刻飞去找他。”
“行，这样也好。”
医生明明都答应我，但我的嗓门又拔高，气势汹汹地重复：“我们得去美国，必须去美国！我们要接受世界最好的治疗！”
老年医生校友很有些尴尬，但他还是非常耐心地问钱唐：“钱先生的意思是？”
钱唐望了我一眼，语调平缓：“我听我太太的。”
回到家迅速订后天中午的机票，安排所有事宜。
考虑到他要在那里至少住一段时间，我帮着收拾行李的时候，把钱唐的剃须刀、游戏机和书都带过去。
钱唐坐在我身边，此时此刻，还在不停地接电话。有个愚蠢的演员和愚蠢的投资方闹了矛盾，他撑着额头听着，偶尔耐心地劝几句，期间指挥我说行李里哪些东西需要、哪些东西不需要带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