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率先表态:“乌丸部愿追随大王入云中，转为农户”。
乌丸人自内迁至上谷郡，历经百多年的汉化，早已不能适应关外苦寒之地风餐饮露、忍饥挨饿的生活，反倒是中原的农耕文明更令他们向往。
汉化就是这样极端。
游牧民族不汉化时可以与中原王朝抗衡，百万人口的匈奴可以在强盛时对抗五千万人口的大汉。
但农耕帝国的人口财富远胜于游牧民族，一旦帝国竭尽全力组建武装，游牧民族终究无法抗衡。
汉、隋、唐皆是如此。
全面汉化又等于腐化与丧失自我，锦衣玉食下的汉化贵族如同他们曾鄙夷的地主豪绅。
金、辽后期，贵族之腐朽不输魏晋高门。
杨素、文天祥、宋濂三人皆曰“胡无百年之运！”
即此理也！
拓跋珪之言名为征询意见，实际上也是探查下手下人的想法，他可从没想过让万余帐落的乌丸部游离在外。
以拓跋珪观之，王建虽不堪大用却也无甚野心，他决定先以高位恩养，而后伺机剥夺其部众。
“臣愿率领部众在漠南牧马，大王但有令至，即召部众赶赴”拓拔遵恭身道。
拓跋珪微微颔首，面无表情，淡淡道:“准”。
“臣愿……”
“臣意……”
诸部头人纷纷作出选择。
南下云中种田与留在漠南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涉及意识形态上的思考，往更深说，代表着各部汉化程度的高低。
燕凤统计出数据，呈给拓跋珪:“禀王上，臣粗略得算，计有三万帐随王庭南下种田，两万五千帐留在漠南牧马”。
鲜卑计数以帐落为单位，帐落人口不等，少则一人，多则四五人，并不能反映真实人口情况。
一帐代表一丁，因为只有成年男子才会分得属于自己的帐落、草场、牛羊。
若以每帐三人来算，五万五千帐即十六万五千人，战时可征召胜兵五六万。
由此可见，昭成之时号称控弦之士四十万并不是虚数，代国若是全民皆兵，大有可为。
拓跋珪沉默片刻，缓缓起身下令:“孤意，于漠南置一都护府，设一都护，分两万五千帐为五部，下设五部帅、二十五千户、二百五十名百户，平时牧马狩猎，为国家输送马匹，战时随军出征”。
“宗室长者、略阳郡公拓拔遵佐命有功，加封其为漠南都护;加封奋武将军长孙肥为都护府副都护;迁郎中令许谦为都护府长史……以拓跋乞罗、拓跋建、长孙犍、来初真、苟乌提为五部帅……千户百户由都护府自行任命！”
王庭迁回北都，漠南自然需要设置新的统治机构统领，拓跋珪遂采用汉宣帝时“抚慰诸藩，辑宁外寇”的都护府。
大唐六大都护府远播华夏雄威，乃是拓跋珪毕生所向。
高车、柔然、库莫奚、契丹、破落那(大宛）……必须沐浴在华夏文明的圣光下。
部帅以上，皆是选用德高望重、忠勇可嘉的宗族、国族、元从，这些人与拓跋珪利益一致，不虞反叛。
拓拔遵、长孙肥等人接到主政一方的任命，俱是欣喜莫名，拜伏在地叩首谢恩。
“孤将于五部帅之间量校收入，以为殿最，诸位切莫自误！”拓跋珪提前警示一声。
“臣等谨记王上训诫！”
考核政绩与军功是必要的。
战国之时，秦法以考核严谨、赏罚分明而着称，这也是秦国行政效率远高于六国的原因，秦的“上计制度”“官员考课”为历朝历代沿用，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考核的意义在于使臣工不敢懈怠，当然，也必定有人为了政绩鱼肉百姓，但这并不在拓跋珪关心范围。
这是俸禄制度建立不起的必然结果，朝廷不发俸禄，面对的必然是贪污腐败横行，此局无解。
塞外苦寒之地，又怎么可能建立起俸禄制度?
燕凤等朝官皆是凭借丁点微不足道的赏赐生活;拓跋珪也没好到哪去，除去仪仗上必要的奢侈，几与普通部民无异。
这也愈加凸显农耕文明的优势。
种田才是王道！
云中、敕勒川、盛乐，拓跋珪有些迫不及待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
“孤给尔等五日时间准备，五日后南徙云中”。
“臣等遵旨”群臣应诺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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