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获得诺贝尔生物与医学奖的屠呦呦除外。
当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传遍全国后，禹若冰怀着极大的兴趣对她研制青蒿素的漫长历程与方式进行过探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因为一度被视为“治疟神药”的化学药物氯喹在风靡几年后，因其耐药性而失效，导致疟疾又一度肆虐中国乃至全世界。当时还是一位年纪轻轻的中医药助理研究员的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截疟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获得了灵感。她根据这条线索，不仅选择了用青蒿这种漫山遍野生长的野草作为治疗疟疾的靶向药材，而且依据葛洪制药的方法提示，由传统的中草药一般需大火煮沸、小火煎熬成汁，改为把青蒿浸泡后挤榨绞汁后给患者服用。年轻人的敢于创新使她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疗效，历时数年，毅然决然地采取了西药的制药提取方法和现代化学的萃取设备与方法，先用酒精替代水渍，再在低温六十摄氏度左右对青蒿冷浸，得到对鼠疟疗效有了显着提高的青蒿提取物；接着，又数百次尝试用低沸点溶剂提取了后来闻名于世的青蒿素。
世人从屠呦呦获诺奖的光辉中朦胧看到了国药有望再度崛起的星光，禹若冰却从屠呦呦的科研之路看到了中医药再度振兴的关键性转折点——用西医药破解小分子的提纯方法，提炼中草药的纯净度、萃取其对某一种疾病的有效成分，以达到像屠呦呦截疟的成功。
这个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对龚国安探讨过、争论过。然而，对方每一次在欣赏之余，总是带着讥讽嘲笑的口气，“夸奖”说道：“你真不愧是科幻作家，敢想！” 在龚国安看来，禹若冰的思路固然乏善可陈，但终究是难以望津的一种像禹若冰这样的科幻作家天马行空的科学幻想罢了。
禹若冰自认为这是科学思维，而且有屠呦呦和青蒿素的实例佐证。龚国安却像长者教训后辈那样，对此嗤之以鼻：“你以为研发一种药物，就像咱俩坐在这儿品茗论道这么容易啊？真是外行人不知天悬地隔！那些连国药大腕都不敢想更不敢做的事，你居然这么异想天开！”
禹若冰自然不服。
龚国安沉吟一下，开口问道：“你晓得屠呦呦研发青蒿素，花了多少年时间吗？”
“我当然知道，她从1969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接受了抗疟药研究任务，那年她才三十九岁。1972年就从青蒿中提取到青蒿素。”禹若冰信手拈来如数家珍。
“可是，你晓得青蒿素被批准作为新结构类型抗疟药，是哪一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