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五六百两的税收是指押解到京城国库的税收，而不是指大明全部的税收。
大明的地方官员在税收收上来后，会直接扣除来年的用度，然后剩下的才会上解朝廷。这当中，可操作的空间极大。
董宣武怂恿皇帝发行国债，也有借发行国债之机，趁机埋下监管地方官员的一颗种子，以便日后大举整顿各地吏治。
因为既然大明是以商税和农税为抵押，那么必定要成立相应机构来监管商税和农税。董宣武认为，天启皇帝最有可能会让信王来监管这一块。而作为承销的商团，往里面插入一些自己人，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天启皇帝当然没有想到董宣武的布置如此深远，在接到这份奏折后，基本没有怎么犹豫就同意了。
这份奏折被批下来，以董家为首的董党各方势力立刻行动起来，正式成立了大明复兴董事会，董党第一次以大明复兴会的名义走上世界的舞台。
在筹备大明复兴会的同时，第二封奏折《请重修各地水利奏章》由徐光启呈递给了朝廷。
徐光启本就是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专家，颇具声望。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并刻印刊行。
翻译完毕《几何原本》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徐光启根据利玛窦口述翻译了《测量法义》一书。
后徐光启又将《测量法义》与《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相互参照，整理编撰了《测量异同》，作《勾股义》一书，探讨商高定理。
在此期间，徐光启还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作物引种、耕作试验，作有《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书。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回到北京，因钦天监推算日食不准，他与传教士合作研究天文仪器，并撰写了《简平仪说》《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
万历四十年（1612年），徐光启向耶稣会教士熊三拔学习西方水利，合译《泰西水法》6卷。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初冬，因与朝中一些大臣政见不合，徐光启告病去职来到天津。
他在房山、涞水两县开渠种稻，进行各种农业实验，先后撰写了《宜垦令》《农书草稿》《北耕录》等书，为《农政全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
天启四年（1624年），徐光启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编撰了《农政全书》。他同毕方济一起合译了《灵言蠡勺》。
这样一位备受人尊崇的专业人士，提出来要重修水利，减少农业灾害的损失主张，自然备受人关注。
况且，自从万历皇帝晏驾之后，直到天启六年，长达六年的时间，朝廷虽然连连都有拨付银子维修水利工程，但是谁都知道，这些银子早被那些贪官污吏早不知弄到哪里去了，六年间，大明官府竟然没有修一里的水利工程。
唯一做得好一点的是贵州，那还是董宣平定贵州后，利用民间的实力做了一些事情，严格来说，并不算是官府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