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在清日战争后，终于得以名正言顺的迈向全国，也必将在这个过程当中，迎接着各项未知的挑战。
与陈家多年经营的两江四省不同，大清的其他省份接受的近代事物相对较少，顽固的保守势力也更为强势。
其中沿海省份的情况相对要好些，因为大清的其他地方实力派开展的洋务运动，在这些地区影响较多。
更因这些地方，在大清开国通商后，西洋事物不断传入，已成潜移默化之势。
相比之下，越向内地的省份，因受外来影响更少，也就更偏守旧。
不过，不管各地情形如何，在面临变革之时，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反弹，而且从一开始就很强烈。
1894年，陈济怀借出兵抵御日军的名义，派防卫军进驻并控制了浙江。这个行为就冲击了闽浙总督刘坤一的势力，并引起其强烈不满。
尽管刘坤一自讨并无能力抗拒两江，只得引部退往福州。但在临行前，还是对杭州将军苏完瓜尔佳?吉和进行了一番怂恿。
若论两江对各地，无论是接管防务，还是全盘掌控，受到影响最大的就当属各处的驻防八旗。因此，他们自然也最具备反抗的动机。
于是，本就心存不满的吉和，再经过刘坤一的鼓动，便纠集了部属意图据守杭州满城，与防卫军一较高下。双方也一度出现了对峙的情形。
只不过，浙江毕竟邻近两江腹地，还是陈家的老家，两地百姓关系密切，交流贸易从不间断，两江也对浙江刻意渗透日久。
因此，杭州八旗军的抵制行动，极度缺乏民众支持，就连旗兵内部都难得统一，在那个时期也得不到清廷的支持。
吉和最终无奈，只得放弃，在完成和平交接后，率领愿意追随的少数部下，离开了浙江。而他从前的大多数属下，则都自愿的留在了杭州。
毗邻的浙江尚且如此，当两江迈进别省时，更不知要生出什么其他的状况来了，特别是那些偏内陆的省份。
对此，两江当局也是心中有数的，并且尽可能的考虑困难，对之也做了许多的准备。
从1895年下半年开始，两江各路调查队就开始向全国各省进发。
以确保安全为由，并行其他目的，防卫军为绝大多数的调查队，配备了随行护送的小分队。
同时，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减少抵触，树立两江良好形象，两江当局也严令各队，务必严守纪律，尽量尊重所经各地的民风习俗。
在这样谨慎的操作下，多数的调查队都能比较顺利的开展，但仍有数路遭遇了不小的阻力，其中尤以湖北方向最为激烈。
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位居天下之中，拦在两江的整个西面，是当初清廷设下的，阻截两江辐射内陆地区的重要防线。
其中的湖北省，更是因处在长江相对上游的位置，可以顺流直下威胁江南，而显得极具战略意义。
为了将这些关键的省份控制在自己手中，朝廷特命满人裕禄为湖广总督，旗人出身的边宝泉为河南巡抚。
然而到了清日之战后，朝廷的实力和威势被大幅削弱，根本无力限制两江的势力外溢。清廷以往的布局，实际已沦为无用。
这些情形，略明眼些的人看在眼中，都会对大势有所思讨。
譬如两广的张之洞和福建的刘坤一等人，深以为乱世将至，为寻求自立的资本，都加大了扩充实力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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