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始部落到清末

西汉篇——班固

章和二年(88年),章帝卒,汉和帝即位,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起用窦宪为侍中,掌控大权。窦宪专横跋扈,无视朝廷法律。后因刺杀齐殇王的儿子刘畅,事发被捕入狱,窦宪请求率军北征匈奴以赎死罪。当时匈奴分南北两部,南匈奴亲汉,北匈奴反汉。正好南匈奴请求汉朝出兵讨伐北匈奴。朝廷便任命窦宪为车骑将军,以执金吾耿秉为副,发北军五校﹑黎阳﹑雍营﹑缘边十二郡骑士,及羌胡兵出塞。

永元元年(89年),班固年届五十八岁,因遭母丧,辞官守孝在家。班氏家族向来有与边疆事务打交道的经验,于是,班固也想通过边境立功,获取功名,以便施展才能。班固得知窦宪被任命为将军,率大军攻伐匈奴的消息,便决定投附窦宪,随大军北攻匈奴,被窦宪任为中护军,参与军中谋议。

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自治区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稒阳塞(固阳县境)出兵。三路大军在涿邪山(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中护军班固作铭。班固作《封燕然山铭》,其辞曰:“铄王师兮征荒裔,剿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载兮振万世”,然后班师。班窦两家本有世交之谊,班固入窦宪幕府后,主持笔墨之事,与窦宪关系更为亲密,便撰写《窦将军北征颂》,对窦宪北征匈奴大加歌颂。

永元二年(公元90年),北匈奴单于派亲王向窦宪通报,请求向汉称臣,并想入京朝见。窦宪上表请示后,派班固、梁讽带领数百人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迎接。这时,南单于上书汉廷,建议乘机消灭北单于,然后南北匈奴合并归汉。汉廷同意,于是,南单于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受重伤逃走。班固等人走到私渠海,转头返回。窦宪认为北单于势力微弱,想乘机将其彻底消灭,次年,窦宪率军精兵出击,出塞五千里,进攻金微山,大破北匈奴主力,斩首五千余级,俘虏北单于太后,北单于遁逃,不知去向。

班固从窦宪北征匈奴以后,进入窦宪幕府。此时的窦宪,因为平定匈奴有功,威名大盛,心腹众多,官员进退都由他一人决定,朝臣震慑,望风希旨。尚书仆射郑寿、乐恢由于招致他的不满,被迫相继自杀。

永元四年(公元92年),窦宪密谋叛乱,事发被革职,回到封地后被迫自杀。班固与窦宪关系密切,因而受到株连,也被免职。洛阳令种兢对班固积有宿怨,窦宪案发后,种兢借机罗织罪名,大加陷害。班固被捕入狱,同年死于狱中,年六十一岁。

和帝得知班固已死,下诏谴责种兢公报私仇的恶劣做法,并将害死班固的狱吏处死抵罪。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的史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新体例,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全书记述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在构书体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规矩法度清晰、体例整齐合理,更易使人效法,开启了官方修史的端绪。

《汉书》也是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通过叙述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时代精神风貌,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艺术特色上,《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形成了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

在正史中专列《地理志》是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开始的,班固的地理观及其《汉书·地理志》模式被后世的正史地理志、全国总志、地方志仿效,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班固也完成了首例沿革地理着作,对后世沿革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汉书》还记载了当时大量的自然和人文地理资料,尤其集中在其中的《地理志》以及《沟洫志》和《西域列传》等篇目中,是研究汉代地理的珍贵材料。

《汉书·艺文志》考证了各学术别派的源流,着录了西汉时国家所收藏的各类书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目录,在中国学术史上有极高的价值。它继承了《七略》六分法的分类体系,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体列,后世修史,必设“艺文”、“经籍”类,对我国古典目录学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除《汉书》外,班固还是一个出色的赋作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表现在身体力行地提倡散体大赋上,其代表作《两都赋》,是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中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一篇,大大发展了京都赋,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左思《三都赋》的创作,被萧统《文选》列为第一篇。

在表现手法上,以往的散体大赋,都遵从“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两都赋》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表现出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推动了汉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此外,班固为窦宪出征匈奴纪功而作的《封燕然山铭》,典重华美,历来传诵,并成为常用的典故。

班固是东汉较早创作五、七言诗的文人,他对这两种新兴诗体持认同态度,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班固很大程度上是以史学家的笔法写五、七言诗,都以叙事为主,写得质实朴素。其五言诗《咏史》,虽“质木无文”,却是现存最早完整的文人五言诗,也是诗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咏史诗,开启“咏史”这一诗题。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把小说家列于诸子略十家的最后,诸子略共4324篇,小说就占了1380篇,是篇数最多的一家,这是小说见于史家着录的开始。班固认为“小说本是街谈巷语,由小说家采集记录,成为一家之言”,明确地指出小说起自民间传说,这是史家和目录学家对小说所作的具有权威性的解释和评价,规范和影响着后世对小说的认知和写作,两千年来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功能价值。

班固着作颇丰,除《汉书》和《白虎通义》外,还有《典引》、《应讥》及诗、赋、铭、诔、颂、书、文、记、论、议、六言等四十多篇,《隋书·经籍志》有《班固集》17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班兰台集》,今人丁福保辑有《班孟坚集》。

人物评价

张辅:“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之优劣,多以固为胜,余以为失,迁之着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戒,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雎、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

范晔:①“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着矣。议者咸称二子有良史之才。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

②“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

③“二班怀文,裁成帝坟。比良迁、董,兼丽卿、云。彪识皇命,固迷世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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