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X年，我四（二灯大师）
我刑满释放走出医院的时候，提着医院给我的一个大塑料袋，里面装着三个骨灰盒。上面都贴着纸条，分别写着何田田、何莲莲和林藕藕的名字。当然是用拉丁字母写的。
那几天，我的心痛过，麻木过，又痛过，又麻木。每次我大喊大叫，他们就给我一针。冷静的时候（我竟然也有过冷静的时候），我责问过他们，为什么不让我看一下她们就火化了？他们说，先生，您昏迷了十几天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您是否会醒过来。这是那个年轻女护士说的。另一个年轻女护士说：先生，她们的样子，我们在医院工作的人都不敢看。您还是不看的好。
我提着大塑料袋走在维也纳大街上。我深深体会到了二哥望舒对自己的那个称呼，那叫“行尸”的称呼。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也想不起来我是从哪里来的。那个中年医生建议我去找一个精神科医生或者心理医生。我并没有答复他。
我不知道我在街上走了多久，不知道我走到了哪里。看到路边停着好几辆警车，我就走了进去。走进了那个房门。
一位年轻的男警察问我：先生，您有什么事？我把大塑料袋放到柜台上，说：我来自首。他接着问：您做了什么事？我说：我杀人了。我杀了三个人，三个女人。我看到站在一边的女警察匆忙地走到我走进来的门那里，把门关了起来，并且就站在那里了，连警棍都拿在了手里。我说：我是来自首的，我不会走的。
年轻的男警察问我：您杀了哪三个人？怎么杀的？我说：我杀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我是撞上去的，我是向对面来的一辆大车子撞上去的。他又问：您是故意撞上去的吗？我说，我大喊着说：故意不故意，有区别吗？杀人就是杀人，有区别吗？
年轻的男警察说：先生，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我就把我所有的口袋掏了一遍，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放在那柜台上。里面包括我的一块手绢，一个钱包，几张纸片，好象是医院给我的什么单子，甚至还有一只袜子。我特别不知道的是，这只袜子是怎么跑到我口袋里去的。
年轻的男警察开始打电话。我听得出来，他是在给我刚离开的医院打。
然后，这位男警察对我说：教授先生，您可以走了。他竟然叫我教授。我说：走什么走？你们不把我关起来？他说：不关。您走吧。我说，我大喊着说：我求您了，把我抓起来，给我判死刑！我恳请您给我判死刑！我杀人了！我杀了三个人！
那年轻的男警察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人，也是个年轻的男警察。这后来的男警察微笑着对我说：教授先生，我们不管判刑的。那得找法院。而且，奥地利是没有死刑的。您想被判死刑，可以到有死刑的国家去。您不是从中国来的吗？那您可以回中国去要求判您死刑。
我终于稀里糊涂地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很晚的时候了，街上的人也已经稀少起来。
我真的不愿意清醒过来。可是我还是清醒了过来。我小心翼翼地从大塑料袋里把三个骨灰盒端出来，放在桌上，跪了下去。我说：田田，莲莲，藕藕，你们怎么能让我一个人活着呢？老天爷，你太残忍了！你怎么偏要让我一个人活着，一个人承受我的罪孽，承受我的罪孽带来的全部痛苦！田田！莲莲！藕藕！
连同出事以后我昏迷的日子，将近二十天过去了。接下来又过了十天，二十天，三十天。我浑浑噩噩地活着。信箱的信满了，我根本不开信箱。电话铃声响了，我不接，后来我干脆拔掉了电话线。我看到了，来电号码显示有好几个是国内的，0086开始的，有上海来的，更多的是云南来的。我几天不吃饭，几天不睡觉，然后就是昏睡，也不知睡了多久。醒着的时候，我就呆呆地看着桌上那三个亲爱的骨灰盒。我最亲爱的！最爱的！最最最最爱的！
直到我的门几乎被砸开了，我才打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副手、学校副校长方王。他推开站着不动的我，自己走进了我家。他说：我们都知道了，学校里都传开了。你要坚持住。你要哭就哭吧。大哭一场就好了。
我呆呆地看着我的副手，这个这些天里见到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没有哭。可是我想起了那个微笑的年轻警察说的：你要被判死刑，可以回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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