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很晚才回到我的住处。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整个就是一种梦游的状态，或者喝醉了酒的状态。一直到进了家门，没有回答静的问题（你这是怎么了？），走进卧室，关上了门，绛月的那些话，包括“姐姐去世了”，才在我眼前和脑袋周围炸了开来。我的感觉就象是看着日本投降后，重新回来的港英当局在维多利亚湾放的焰火，不，不是看着，而是我就被那焰火炸着，我就在那里面挨炸，脑袋被炸晕了，炸得没有知觉，眼前是五颜六色，绿的横飞出去，红的斜落下来。在远处看着可能是很美的，远处一定有很多人在欢呼雀跃，叫喊着太好了太美了该炸炸得痛快。可是我在那里面，直接被炸着。
我断断续续地想起绛月的话，比如，绛年，她姐姐，是得肺结核死的，比如，是她哥哥施蛰存在这里找到巴尔伏爵士，爵士代管着这房子，爵士把这房子，就是我和丽娟和朵朵住过并度过过幸福日子的房子，我们住的那一边，租给了他们兄妹三人的，再比如，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莫名其妙的问题，她说，她哥哥早就回上海去了。我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明明知道蛰存回上海去了，还是我送他到码头，看着他上船的，我却还问。她好象还邀请我进屋去，我也莫名其妙地跟了进去，我看见了绛年的照片，绛月说那放在供桌上的镜框里的照片才是绛年。我好象也相信了。我还想起了当年蛰存安抚我时说过的话，是的，他说过，绛年也到了香港了。这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居然记得，尽管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起来过，可是现在忽然就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了，好象这话一直被压在我脑子里的一堆书底下，这堆书现在被搬开了，它，这话，就冒了出来。
其实，所有这些，是我醒来时陆陆续续地想起来的，好象是我不断地捡着的碎片，终于捡起来了，有一部分也拼凑成功了。
我醒在我自己的床上，我的被子上是湿的。我是倒在了自己的床上，是晕过去了还是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了，我没有找到我的枕头，显然就是合扑在了被子上了，我相信被子的湿是我的眼睛造成的，我的眼泪。因为我的眼角还有眼泪在往外流，但流速很慢，好象已经流不动了，没有太多的存货了。
绛年走了，是绛月告诉我的。现在我相信了，我用我被五彩的焰火炸裂的脑袋相信了。那在雨巷里幽然地却又快乐地飘着的油纸伞飘走了。曾经是快乐的。这是必须补充的。我用我被炸裂而又慢慢地捡回来的脑袋的碎片写下了一首《残叶之歌》。歌里有这样的句子：
男子/那么，你是叶儿，我是微风，/我曾爱你在枝上，也爱你在街中。/女子/来啊，你把你微风吹起，/我将我残叶的生命还你。
绛年。比我小了五岁，却先我五年而去。本来我才是残叶的生命。可没有等到你的微风。
我又回上海了，这回是带着我的三房杨静和我跟杨静的结晶，我的二女儿二朵和三女儿三朵。在我的意识里，静就是我的三房，第三房妻子，我觉得我私下里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我真心地爱我的新的小妻子。她跟我结婚时刚满十七。
结婚后，我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静，就叫《赠内》：
空白的诗贴，/幸福的年岁；/因为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即使清丽的词华，/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映着明媚的朱颜。//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也许是我用错了词，我诗里说“往昔某人最幸福”，“往昔”二字显然用错了，结果，那第三度的幸福岁月也在不久后成了“往昔”的事情。
我回上海是应新陆师范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之聘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去的。解释一下，暨南大学最早建在广东，后来搬到了上海，再搬到福建。日本投降后，暨南大学从福建迁回了上海。我的译作《恶之花掇英》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我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一切似乎都重新走上了正轨，幸福的轨道，正的。
那是工作上，生活来源的事。在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我从丽娟那里把大女儿朵朵或者叫大朵也接过来了。丽娟已经再婚，她的丈夫叫周黎庵，是《宇宙风》杂志的主编。我跟丽娟建立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恢复夫妻关系那种，有点介于夫妻和朋友之间。我们又有说有笑的了，她当然要经常来看朵朵，我们甚至重新有了三人行，有时甚至是六人行，也就是说，或跟丽娟和朵朵，或再加上静和二朵三朵，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去咖啡馆坐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