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着她的墓，站在她的墓前看着碧绿的大海，当时便在心里咏出了一首短诗，回家后写了下来。这首诗就叫《萧红墓畔口占》，口占的意思你懂的，就是不是直接写下来，而是先咏出来的。这首诗只有四个句子，四个句子如下：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这就是一首小诗。不曾想居然被许多人看好。一位着名评论家说：《口占》一诗是望舒晚年的代表作。诗人此时早已脱下他先前的幽秘华贵的外衣，沉静下来，运用半透明的富有质感的语言，透过大风海涛式的隐喻和凝重而流动的音响，写出他的丰富、深刻和成熟，写下他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
嗬，一生中最好的诗篇，伟大的诗篇！瞧瞧，又是个一家之言。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管怎么说，这是有感而发的，有感而发是好诗的必要开端。我的感真的深得很，那是一个受尽酷刑死里逃生者的感，是一个受尽冤枉几乎要逃亡隐居者的感。
由此冤枉，我忽然想到了我当年的兄弟，所谓的大汉奸穆时英。
几十年后（可惜是几十年后），香港《掌故》月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这位嵇先生说，穆时英是中统打入汪伪政权的特工，而他嵇先生正是上海中统的负责人，穆的上司。他说，由于军统和中统互相之间保密，没有沟通，穆时英才被军统误杀了。
一时间，人们纷纷似乎醒了过来。有人指出，穆时英当时有日本人给的特种待遇，一辆卡迪拉克防弹车。可是他那天偏偏去坐黄包车，显然他认为他是国军的“自己人”，没事的。偏偏军统不知道他的保密身份，于是他被一枪击毙。还有人说，当时只有《申报》报道了穆时英被刺杀的新闻，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显然是军统事后得知错杀了自己人了。
真正恍然大悟的是我。我当时虽然对他忽然离开香港、离开《星岛日报》，专门到上海去投靠胡兰成，觉得有些奇怪，但他成为汉奸却是事实，我便没有往深处去想。现在想来，他这个行动的突然性和没有逻辑性又是一个证明他不可能投靠汪伪的证据。原来我们私下聊天，他称日本人为日寇，对日寇是深恶痛绝的。只是在他离开香港前，他不再说那些反日的话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有伏笔的。
最让我相信乃至坚信时英确实是无辜的，甚至是抗日英雄，是我自己的冤情。我在日本人的监狱吃足了苦头，几乎成为尸体，到头来却被一些人检举为投敌者。我能被冤枉，时英又何尝不会？
可惜了时英，由于这汉奸的名头以及后来的持续疑惑，时英的文名相当长时间里几乎无人提及。而他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绝不可缺席的一员。好在，现在的人开始客观了起来，他又被称为新感觉派小说的代表人物了。
我忽然更觉得对不起丽娟，也更对不起自己了。丽娟坚信她的哥哥不是那种人。丽娟是对的。我却生生地把丽娟骂走了，同时也把我自己骂成了一个孤独的痛苦人。这就叫活该.
今天我的叙述就以忏悔终结吧。
虾米小弟，你看着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