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翁先生和香光走后，我忽然想起来，把小曼的上衣脱了我能理解，为了治病。可是，翁先生为什么把自己的上衣也脱光了呢？
可是我已经问不着他了，下回见面也不方便再问。罢了。
我走进卧室，把我自己放在了眉的身边，轻轻地搂住了她，我的眉。我的眉的眉毛动了一下，嘴里发出一个嗯声。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我还搂着她，直到她问我现在几点了。
可是她忽然就恢复了记忆，衣服穿了一半，她就想了起来：你说你是坐飞机从南京回来的？我说，是的呀，坐飞机太好玩了！她说：你下次不要坐飞机了好不好？我害怕。我又搂住了她，眉不怕，小龙不怕的噢。可是她在我怀里哭了，不要坐了好吗？我说：好的，我下次不坐了。
可是下次路更远了呢。
北大校长蒋梦麟邀请适之去担任北大教务长，适之便邀请我到北大去当教授。北京女子大学也请我当教授。北大教授的工资比南京中央大学高得多，我便辞去了中央大学的工。我跟眉商量把家搬到北京去。可是眉对上海一往情深，说什么也不干。她说：我就是上海人，是水里的人，到土里去我要干死的。没办法，我只能从南京上海之间往返改成了北京上海之间往返，路途远了三倍有余。一是我放心不下眉，二是光靠北大的工资无法承受家里每个月六百的巨额支出，我只能在上海仍然兼着职。
没想到，光华大学闹学潮，我支持那些进步学生。结果，上海市国民党部责令校方辞退廖世承副校长及教职员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七人，我亦在其内。我愤慨之极，写信给在教育部任司长的好友郭有守，我说，这是“以党绝对干涉教育“。继而我拂袖而去。
我郁闷。那个年代，许多事情让人郁闷。
一天，沈从文老弟来找我。他问我是否认识胡也频和丁玲。我说丁玲我认识，胡也频也听说过，他写过不少作品。我知道他们俩是夫妻。我说：怎么啦？从文说：我跟他们俩过从甚密，在北京时就是好朋友，我到上海后还曾经跟他们俩租住在同一栋楼里。也频被政府抓了起来，说他是共产党，丁玲千方百计地去救他，我也跟着她东奔西跑。结果也频还是被枪毙了。我说：一个文人哪，他能干什么？这不是言论入罪吗？从文说，丁玲好可怜，刚生育了，又遭遇此灾，她受了好大的刺激，身体几乎垮塌，生活更是无以为计了。
我想了起来，丁玲还有一篇稿子在我这里。我说：我试试看。
在我推荐下，丁玲的稿子在中华书局发表了。可是稿酬微薄。我跟眉商量，眉说：那我们过一段紧日子吧。她把她所有的积蓄都拿了出来，我再凑了一些钱，给了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