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世事无常，说的首先就是那个年代。
七七之后，有了八一三。简单地说，鬼子进来了。日本人进了上海了。
于是，一切都变了。文人之都上海，在那时整个地在脱胎换骨。上海的文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走，一个是留。走的，有的听说是投共，去了延安，有的听说是投国，去了重庆，有的听说是直接到前线抗日去了。留的，也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当汉奸，或者汉奸文人，第二条是当无聊文人，写写风花雪月，写写四马路风月场之类的。还有第二条半的路，便是指着鸡说是鸭子，指着猪说是鸡。
《新诗》也办不下去了，因为编委们大多已经走了。我暂时没走。我虽说不那么左，但却也不能说右，我只是诗人。我参加过左联的成立大会，后来却挨了左联一些人的骂，退了出去。不管左右吧，国家我总是爱的，而且爱得很深。
于是我想做一件指着猪说是鸡的事情。我编写了一本叫《现代土耳其政治》的书，依据的“蓝本”是奥地利学者诺贝特·德·比肖甫写的《土耳其在世界中》。不是翻译，顶多可以说是编译。叫编写更对。我在书里说：“土耳其之引起我们之研究的兴趣，实在是因为它和我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土地之丧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庸弱，帝国主义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侵略，种种国权的丧失，还有不平等条约的缔结等等，都是土耳其曾经有过而我们也有着的历史的污点。”我还借口赞扬土耳其民众的觉醒，呼吁中国同胞：“与其受人宰割，不如起来拼一死战。”
书刚出版，也就是出版后两天或三天后吧。丽娟的哥哥时英来我家。他说：不坐了。我还有事。外面有人在等我。他说话时是喘着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显然走得急了。他说真的不坐了，什么也不喝。我就想跟你说，跟你们说（这时丽娟站在旁边），你们还是走吧。我听胡兰成说了，你已经上了黑名单了。要快。到哪里去都行。话音还没有落地，他人已经到了门外，回头还挥了挥手，还是那“快走”的意思。
我当时听到胡兰成的名字震了一下。事后才想，这个兄弟怎么跟那个家伙混到一起去了？那个叫胡兰成的家伙可是一个大汉奸呢，是汪伪政权的宣传部长，官高位显。可是，胡兰成分明却是让他带话给我们。甚至可以说是放我一条生路来着。这是哪跟哪嘛。
其实，我早就想走了。《新诗》同人们作鸟兽散后，我就在想，把丽娟母女送到香港去，然后我再考虑去哪里，反正是去抗战。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上了赴香港的海轮。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法国梧桐树拥抱的亨利路，我们忽然成了亲密的一家人了。在船上，我们三个人站在船的栏杆前，或者说我抱着女儿，丽娟在我身边，闻着海风的味道。丽娟说：真喜欢，真希望这船一直开下去。我听懂了她的话，分一只手出来搂着紧靠着我而且越靠越紧的这个身体，我忽然发现，或者说终于重新发现了，原来她的身段跟美丽的脸是那么的般配，用后来的话说，那叫喷火的身段。
我们三个人的头或者说脸贴在了一起，紧紧的，长时间的，好象要互相遮挡变得强劲起来的海风似的。我说，在一起，在一起。我后来，很久很久以后，在我的身后，才知道，我当时在海轮上说得莫名其妙的这三个字“在一起”，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流传了开去，也许是丽娟传出去的，后来就一直传了下去。不过到了几十年后的未来，这三个字的意思有点被篡改了，成了鼓励两个相互有意的人结合起来的意思，而我当初莫名其妙地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莫名其妙，有意思的，意思是从今往后我们就这样的亲密，跟以前很久以前一样的亲密，是那个意思。
在我身后的很久很久以后，我忽然想起，这个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发明家，是无名的，拿不了诺贝尔奖，但那些发明却影响极大极远。跟绛年相处的时候，我和绛年发明了女跑男追的行动模式，跟丽娟相处的时候，我又发明了“在一起”的语言模式，比我戴望舒的大名更有名，不仅传得更远，而且成了后人生活模式里的必须。我要哈哈了。
哈哈。小虾米，等急了吧？你接着说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