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指着一份纽约时报上的标题《国联李顿调查团成立，将赴远东实地调查》，问宋鸿飞：“这个难产的国联调查团终于要来了，对此你怎看？”
宋鸿飞苦笑：“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把国联当救命稻草了，它要真有用，东洋人早就退兵了，而不是还打着国联的脸继续增兵。”
张谊似乎顿悟，道：“嗯，自己拳头硬才是硬道理。”
“说得对！它就是列强欺负弱小立的文明牌坊，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宋鸿飞不屑地道，“国与国之间，利益至上，实力为王！东洋人如果侵犯的是印度，只怕米旗国人的舰队都开来了。”
王之道：“鸿飞，你的意思是把持国联的英、法，他们在关东没多大利益，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宋鸿飞点点头。
奉城事变不仅是对华夏主权领土的侵犯，也是对一战后由19年“巴黎和会”和21年“华盛顿会议”建立起来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公然挑战。
9月19 日，接到张少帅电告事变经过后，华夏国府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决议：诉之国联，对日强烈抗议，通告国民须一致联合，共御外侮。
9月21日，召开中常会紧急会议，制定了“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唤醒国民，还我关东”的策略。同时向国联控诉，要求进行调查和调停，并要求美援引《非战公约》带头各签字国制止东洋国。
关东地大物博，有丰富的煤、铁等各种资源和较为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日、苏、美三方势力盘根错节。东洋国想独占关东，自然就会损害美、苏和其他列强的利益，这就是国际调停的前提。
当时关东，是封疆大吏张少帅的地盘，一切事务都有极大的自主权，华夏国府只有名义上的号令权。
面对张少帅丢来的棘手局面，华夏国府的如意算盘是：张少帅须先想办法自救，同时利用国联和列强干涉，用最小的代价促和。
因为之前确有“国际干涉还辽”的成功例子，华夏国府和张少帅都押注到了国联调停和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上。
然而，这是按常理而言，东洋人不费吹灰之力获胜之后野心极度膨胀，它的癫狂和魔怔已不能用常理来揣度。
苏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想与东洋发生直接冲突，除了口头谴责和抗议外，苏国两次向东洋国表示不干涉华夏和东洋间的冲突。
其他西方列强在关东并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和势力，那只有依靠花旗国了。
对于花旗国在关东的制衡作用，华夏国府其实也早有设想，自20年代末期起，就制定了“联美抑日”的战略，大力支持美资本在关东的贸易。花旗国资本支持关东交通委员会规划修建三条以葫芦城为起点的铁路。
然而东洋人自然不会坐以待视，花旗国在关东庞大的投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落地，事变就已爆发。
花旗国除了口头上不痛不痒谴责几句，实际上采取“和稀泥”的态度，倡议双方：停止冲突，进行谈判。
花旗国国务卿史汀生向东洋国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花旗不干涉东洋国，东洋国政府则需制止军方将事态扩大，保证在关东的行动仅限于锦州以北。
花旗国始终是个生意国，利益至上，道义可以放一边。当时美、英、法等列强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中，这几国都和东洋国有密切而又有利的贸易关系，它们自然不愿意惹恼东洋国而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损。
被英、法两个欧洲列强所把持的国联，当然也很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它一直在观察花旗国的脸色，看到花旗国不想调停，就继续打太极。
这也是华夏国府多次要求花旗国和国联对东洋国进行经济制裁，却遭到拒绝的重要原因。
9月22日，国联通过了第一次紧急决议：要求双方保持克制，停止一切冲突，各自撤军。这个决议表面上“公允”，实际上却是混淆是非，偏袒东洋国。
东洋国是侵略者，华夏国是受害方，要求华夏克制、撤兵，将侵略者和受害方同等看待，岂非荒谬至极？！
实际上，当年9月国联理事会改选后，东洋国与英、法、德、意是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不利于它的决议，它自然极力反对。
国联和西方列强的偏袒、纵容，东洋有恃无恐，更加肆无忌惮，趁势继续扩大推进。
显然，国联和列强都靠不住了，华夏国府的指望沦为幻想，最终还是只能靠自己。但最好的时机已经白白浪费了，东洋人已经渐渐站稳了脚跟。
9月30日，国联第二次决议，言辞含糊、不痛不痒的提议东洋国将军队撤回。这个提议当然没有任何落地措施，也没有任何实施的可能性。自然，这个撤军决议也被东洋国拒绝。
苏国日益强大以来，英、法、美等西方列强既恨又怕，“防苏、防共”是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它们积极推行所谓的“绥靖政策”，不想直接和东洋国发生冲突，反而极力拉拢东洋国对付苏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