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根据您的要求，已经责令各郡太守亲自挂帅担当责任人，组织百姓抢收小麦，并且由官府出面组织驱虫大队。”
秦宜禄不无忧心地道：“除了颍川和司隶之外，其他郡府的执行力我根本就不敢抱太大的希望，司隶这边，让禁军也别闲着，分一半人在自己屯田驱虫，其余人等，你们尚书台看着安排，都去其他的郡县盯着点，哦对了尤其是陈留，一定要多派一些钦差去巡查。”
说罢，又是忍耐不住长长地叹了口气：“都怪我啊，其实这事儿早该提前预防起来的。”
“明公何必这样说呢，天人感应之说本就是无稽之谈。”
秦宜禄闻言无力地摆了摆手,继续自责地捂着头。
蝗虫这东西，其实并不是真的就毫无办法应对，其实只要提前养出大量的鸡鸭，这灾害就能减轻得多，甚至吃蝗虫长大的老母鸡炖起来也会异常的鲜美。
除了养鸡之外，还可以铸巢引鸟，效果甚至会比养鸡更好，可惜这些事情秦宜禄事先都没有做。
他其实是很清楚东汉三国时天下闹过蝗灾的，只是记不清具体时间了而已。
结果他在这边却是给忘了，或者所偶尔虽然确实也能够想得起来，但这些事在古代也算是大工程了，却是总有更重要也更急迫的事情在忙，然后想着过一阵子再说。
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这个先知就没用上。
若是能提前把这些工作做到位，此时面对蝗灾自然也会得心应手得多，现在事到临头去抱佛脚，效果上恐怕却是要大大的打一个折扣了。
“天灾本身，并不是特别的可怕，最怕的还是天灾叠加人祸，朝廷不是一直有常平仓么？立刻派可靠之人去清查账目，检查粮仓中的粮食安全问题，随时准备拨发粮草赈济灾民。”
“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更怕豪强与粮商勾结囤积居奇，抬高粮价，无论如何，不能让百姓饿死啊，朝廷，要做出相应的表率，也要拿出解决的办法，御史台和司隶校尉部要辛苦一些，告诉马公和司马公，各地御史可授节仗，县令以下如有贪腐之事，如有豪强商贾害民之事，可以先斩后奏，我不怕杀人，杀再多的人我也不怕。”
“喏”
“文和觉得这样会有用么？”
“应该……会有一些。”
“一些？”
秦宜禄先是拧着眉毛反问，随即却是又忍不住一阵气苦。
他妈的可能还真是只有一些。
以前看到过一个故事，说是汉武帝时从中央往边郡运输粮食，运十石，只能到半石，升价的九石半都是路上的消耗。
秦宜禄一度以为，这些所谓的消耗指的都是运夫路上吃的，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运夫根本就吃不了多少，古代社会的徭役多数情况下都是要自备干粮的。
说白了，都特么是贪的。
而且这种贪污谁也没啥办法，因为再狠的皇帝，再怎么不怕杀人，你就是哪怕把人给杀光了，事情总得要有人做，真正过手的其实是特么的基层，征粮人家要贪，派粮人家要贪，运粮人家要贪，发粮人家还要贪，而古代王朝的皇权，其实是够不着基层的。
再说了，古时候基层的胥吏根本就不存在贪污的这个概念，人家本来就没有工资，而且人手严重不足，到了这种搞大动作的时候就必须大量的招募临时工。
你指望他们不贪？
这不搞笑呢么，有些胥吏干一辈子可能就指望这一场大灾捞一次，把这辈子的钱都给捞出来呢。
颍川，河南两地或许能强一些，毕竟早已经实施了新政，胥吏的数量上去了，而且还都发了俸禄，自然这监管的力度也就上去了，他们贪钱的胆子也会更小一些。
可惜，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外新政推行的没那么快，秦宜禄也不可能一拍脑袋全国都实施新政，胥吏开俸对财政的压力真的很大，自古以来公务员只有扩编的，而且都是越养越贵，就没听说过有越来越少，越养越便宜的。
事实上别说古代王朝了，就是现代社会，真遇到这种大灾之年，绝大多数国家也根本拦不住基层小吏借机发国难财，传上网闹出天一样大的舆情都没用。
“明公，阎忠曾有上奏，说是此事，可以由他的度支司来，鼓励商人踊跃捐粮，放粮，运粮，说不定……可以大大的减少此过程中的损耗，甚至他还说，可以尝试去关东地区购粮。”
“让商贾来做事？有具体的章程么。”
秦宜禄倒是挺乐意让商贾来掺和一手的，他们是秦宜禄着重培养的新阶级，说不定这新的阶级真的会以前的阶级更好用呢？
只不过商贾逐利，指望他们通晓大义，为国分忧根本就不可能，这玩意就跟做慈善一样，必须得给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行，比如避税。
可是这东汉社会跟现代社会也没法比啊，压根也没有那么健全的税收制度，现在收的都是货物到港税，相当于变相的海关，这玩意真不好给避了。
可要是直接给商贾发钱……那不还是要通过官吏之手么。
当然，变通之法也是有的，比如阎忠所说的，朝廷可以出让部分产业的经营之权，比如盐、铁、酒、醋，这些以往朝廷管得比较严的东西，可以适当给商贾放宽门槛。
比如朝廷在凉州所掌握的马场，可以适当放一部分军马民用，赏赐给这些商贾。
然而这其实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这做法，实在是太特么的北宋了。
北宋的时候为了减少耗损和胥吏盘剥，一样是利用商贾来行使政治职能，最开始是商贾购买粮食，运输粮食，然后从朝廷手里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