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08年5月21日）
是的，又是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食堂里吃饭的人还是那么多，可是其中有很多都是新人。当然，也有旧人回来的。我觉得甚至见到了几个曾经在医院里见过的在肿着脸的人群里拥挤着的人。
可是我们对面实验室里仍然是空着的。只有那些生物反应器还在缓缓地转动着。里面的细胞感觉永远是那么多，不再努力增长，但也不减少。不断有死亡的细胞被过滤筛选出来，流到下水道里去。我不知道这里的下水道是怎么一个结构，不知道是否在什么地方有过滤消杀设备，还是就这样汇聚到一起，和人和实验动物的排泄物等汇合成一种叫渗滤液而实际上只渗不滤的液体，然后每天被排到某个地方去。这里的某个地方也许就是大海。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吸收消化这些液体的。
这显然也不是需要我来考虑的问题。这里除了有生命科学家，当然还有其它方面的专家。毕竟这个细胞滩或者研究所以及整个研究院是黑科技遍地的地方。
但是，即使是偶然想到，那也会让人神经紧张。
我更关心的是那么多人到哪里去了。
苏珊说，她一直在打听，可是中心医院的人、还有她偶然在中心医院或者就在这里遇到的人，其中有些跟她关系很好的，所有的人都说没听说过这些肿脸人或者多牙人的去向。可是她安慰我说，她觉得这些人不可能直接被淘汰的。虽然如果他们被放到什么地方去做进一步的实验，也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可是总比被杀害好。她说，活着就有希望。
我说：可是他们如果真的被人当成试验品，也许真是生不如死。也许他们里面有不少人恨不得死去。
她说：我说有希望，不是乱讲的。因为希望就在我们手里。格莱格跟我的看法是一样的。
我说：格莱格？
她说：是啊。就是科雷。
我说：我知道。你是说，他是倒置专家。
她说：是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告诉了我一些倒置的办法，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小分子或者蛋白来尝试。
我说：我知道，就是你要来的这些东西。我也在试着。但是它们对平滑肌细胞和牙齿细胞的倒置作用几乎没有。
她说：我们再试试别的。但格莱格说的节点是有意思的。我们按照他说的各种节点继续试验，也试别的小分子、蛋白，还有各种病毒。
我现在到酒吧街去几乎每次都会碰到科雷.格莱格跟苏珊在一起。他们也招呼我一起坐坐。一开始的时候我也经常坐下来喝两杯金汤力。我发现苏珊的酒量不但本来就很好，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好。
可是我后来就更少地去酒吧街了。我觉得不应该过多地打扰他们。
可是苏珊在小楼里却对我说：你如果愿意，晚上也没有什么事，还是多来一起喝些酒。反正这里的钱也用不完。
我说：不是钱的事。
她微笑了：不用管我们。我是说我和格莱格。我们都是老人了，难道还会做年轻人做的那种事情吗？再说了，我们也希望跟年轻人一起喝酒，让自己也觉得自己还算年轻。还有，我们三个人可以一起讨论希望的事啊。
所以我虽然不是每个夜晚都去，但还是经常去的。有时候也叫上娜拉。
关于倒置的技术上的问题，有时候是在小楼里跟苏珊说的，更多地是在酒吧街的某个酒吧里跟科雷或者说格莱格一起讨论。格莱格（我以后还是叫他格莱格吧）有很多建议。有时候，对他的建议略作些调整，好象还真有些阶段性的效果。
我们也讨论过阿尔贝特说的“还缺点什么”这句话。
可是这句话的含义后来就不需要解释了。
今天又是苏珊不在的日子，又是我一个人在我的超净台上铺开一张普通的白纸乱画。然后又是墙壁裂开了，一个人推车进来，我说：你好。谢谢。
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一种新的习惯。已经几个月了。这几个月来送货取货的人始终是一个小伙子。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失望的。因为我希望看到的人没有来。我问过那个小伙子。他说他不认识那个红发女孩，而且，他说，他见过不少红发女孩，但好象没有见过脸上长着淡淡的斑点的。
所以说，所有的不习惯都会变成习惯。我每天都说同样的两句昂语的话，一句是你好，一句是谢谢。然后我收到的也是两句昂语的话，一句是不谢，一句是拜拜。
可是这回我停下了手里的笔。我拿着的笔永远是桌子上的圆珠笔中的某一枝。
我停下来，是因为我感觉到了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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