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大熊妈妈马上准备接九十多岁奶奶到家里，把几个小叔子担心的事全揽过来。说句心里话，大熊爸都没有这个胆识，大熊妈妈办事一点不含糊，说，“咱家条件好，又是老大，咱不办，谁办？提啥钱，别让弟弟们笑话。老婆婆的家底自己留着，心里有底，将来愿意给谁就给谁？”
四叔听说这件事，连竖大拇指，“服了，嫂子把咱们家老爷们该做的事都给做了。”三个小叔子一想，这也不能让嫂子扛啊，凑到一起，四叔出面，到大熊爸爸家。四叔说，“嫂子，见笑了，把咱们老爷们比的显小气啦。哥几个商量了，以后家里啥事都听你的， 我们哥几个把赡养费交给你统管。”
大熊妈更有样，“老婆婆也是该我伺候的，钱不钱的，听你大哥的。妈能活几年，咱们条件比你们好，有钱没钱我都养。”
三姥爷一听说这事，就对小姨说，“你这个婆婆啊，还真的有点侠肝义胆，挺可交，回沈阳哪天我请她喝一杯。”我提醒三姥爷，“咱们可不能直老喝酒，毕竟是亲家母，能不能整点高雅的节目？”
三姥爷说，“有啥高雅的节目啊，咱们和人家体制内的能比吗？人家是吃皇粮的，咱们是走江湖的，只会喝酒。高雅的事根本不懂。”
我说，“哎，草根有草根的开心事，怎么不能有。咱们也可以请大熊妈妈去歌厅唱唱歌，也让她享受一下做老百姓的开心事。”
三姥爷说，“你那就是高雅的事啦？我看未必，咱们家就你最有文化，我倒是觉得老百姓就干点老百姓的事，有什么可装的。”
我说，“对，改天就请大熊妈妈去喝酒，说不定，一下子就放开了呢？”
大熊家的家务事顺利出关，三姥爷跟小姨说，“老丫头啊，落叶归根啊，广州这边拉也不好混，实在不行咱回沈阳吧，毕竟在咱们自己个的地头。”
小姨说，“大熊这边手术都排满啦，得挣点钱。沈阳那边不好整，广州多活分啊。另外这边有钱，有钱人就是惜命啊。”
我说，“小姨啊，你还差钱吗？三姥爷的那些家产不都是你的啊？”
小姨说，“你说错了，那可是我老爸拼死拼活自己个挣出来，我花那钱心里不踏实。自己就是有一分挣一分，挣不到的，我就和大熊喝西北风。”
三姥爷也没再接话茬唠，这个丫头啊和他自己个的脾气没有什么两样，一头倔驴，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也无所谓，年轻人总的有点年轻人的气势出来啊。总之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情，总比成天没事打麻将强吧。
过了几天，三姥爷不爱在广州待了，就想着回沈阳，与小姨依依惜别，父女情深，也挡不住三姥爷回家的路。
广州火车站一如既往地脏乱差，尤其在出站口与广场二百来米的地段，简直是盖了帽的危险区，孩子能抱着绝不领着，包紧紧的护好，钱放在贴身的地方，行李箱死死地拉着，不要买任何的东西，不要打任何的公用电话，不要在任何摊位前驻足，遇见戴墨镜的绕开走，遇见三两成群又空手而来年轻人躲开，最最重要的是离摩托车远一些再远点。
我和三姥爷才不管那套哩，那天天气还特别地热，三姥爷把外面的小衫往下一脱，就穿个背心着。像三姥爷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对背心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偏爱，即使是穿衬衫，里面也得穿个背心。这种跨栏背心露出两个大胳膊，尤其是三姥爷的青龙白虎分外明显，隔着老远就挺吸引站岗的警察的注意，时不时过来查查身份证。
其实，穿这种跨栏背心是源于一种对于工厂的老感情。当年的劳模会上，一定有劳模身穿劳动模范的跨栏背心登台领奖，这更是一种殊荣。在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即使是得了个茶杯子，那也会引起左邻右舍的羡慕和敬仰之情。
三姥爷说，“这广州啊，净扯这没用的，有那时间管管那些盲流子，穿的破衣啰嗦，多给广州人丢脸。”
我说，“可不咋地，比咱东北大兴安岭的小镇还差太远。不提了，你老要是抽烟的话咱俩得找个好地方，别让管事的给罚钱。”
三姥爷说，“不用这么样吧，那不有烟灰缸？”他指了指不远处一个立着的大烟灰缸子跟我说。
我说，“早就听说火车站专门有批人就是干这个骗钱的行当，咱们还是不惹事。”
出了广场，有个胡同子，我俩钻了进去。三姥爷蹲在一块大石头上点根烟，我则望望胡同子顶上狭窄的天空，两边高耸如云的摩天大厦，我更像那只从小镇走出来的井底之蛙，我心想这广州啥时候能高大上起来。
我忽然注意到，抽烟的大石头旁边有辆小微型车，太阳太大，正好乘凉。忽然在胡同的另一头，走过来一个小女孩，隔着车玻璃看到她正在问一男一女什么，好像是问路。问着问着，吵了起来。我正在玩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俄罗斯方块，小小的黑白屏幕从上面不断掉下来各种各样的条，或者拐把子，我按按钮再给它们摞一起。眼瞅着方块从上面往下掉，我也顾不上看别的，紧张得直按按钮。三姥爷夹着烟低声说，“怎么那个男的和女的，一个劲地要往车里拉小姑娘。”
我说，“人家是一家的，咱管那个闲事干哈？”
三姥爷说，“不对，那个小女孩一个劲地哭喊着。”
胡同很深，正是大中午，没有什么人，我们也躲在大石头后面，谁也看不到。三姥爷突然怼我一杵子，“不对劲，你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