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可以从他毫无防备的被捕经历就可以看出，若是直接派遣经验老道的情报员过去反而还不一定保险。
这样的说法引起了争议，参谋二厅的人认为此举简直就是在拿所有参与调包情报员的生命和当局战略风险在赌，
而调查处背后的势力则开始下场角逐，强行让各方通过了选定陈兴宗去日本的决议，这样的情况让不少人都在暗自怀疑，调查处此举颇有些党争的嫌疑。
甚至有人在中央向总裁办公室递交了报告，弹劾陈立夫指示调查处如此胡来是为了让他在中央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样的报告根本就进不了总裁的眼中。
于是在这样的矛盾下，调查处和参谋二厅仍还是成立了联合情报组，秘密入驻沪城原特别市党部，与进入日本的情报员开展联系。
李铮听出了那人话中的不满，毕竟他们参谋二厅的人去了日本都只是成了低级军官和无法接入机密信息的参谋文员，
只有陈兴宗恰好去日本时赶上秘密动员的第一师团扩招，他便以潜伏中国数年之久的资历被第一师团强行挖走了，之后在兵变中由于所在部队伤亡过大，
命大的陈兴宗便一步一步从基层的分队队长升到了中队长的职务，并且在皇道派最后的决死挣扎中被提为了大队长，
但是柳川平助怎么也没想到的是，他师团下属被寄予厚望的藤田大队居然临阵倒戈。
陈兴宗的部队并没有遭到清算，只是被纳入到了预备役中，尽管是预备役中服役，但裕仁发出的军内诏书同样发到了他的部队，
察觉到事情不对的陈兴宗开始想法设法将情报传递出来，这一过程花费了近两个月。
李铮将陈兴宗获取到的情报一一解释给了那个参谋二厅的情报官，希望他根据这些日子里分布在日本其他各地的情报员发回来的情报，做一次验证和侧写。
那个情报官见到李铮如此严肃，心下也微微跑开了两个部门的间隙，走到了李铮桌前开始翻看着上面的情报，
根据监测到的日本各大军、民用港口的进出量以及日本在朝鲜、东北等地的码头和机场货运记录来判定日方有没有开始将军用资源从国内转移到朝鲜、东北。
同时还根据分析日军新近的人员调动以及人员背景调查验证中高层军官是否对华有战争倾向等等，还对陈兴宗传回的那张日本天皇在军中内部刊发的诏令照片进行真实性分析。
最终两人在一番低声讨论后，开始起草了有关日军可能会对华展开的军事行动预估报告，在最后的署名处签上了两人的特定代号。
这份报告由李铮亲自携往南京，与之一同的还有沪城警察总队一中队，由队长温书麟带队护送。
由于有了黄浚案中的泄密教训，反间谍的调查处和参谋二厅开始在国民政府大楼和行政院、党部等等重要的机关驻地都设立了反奸股，成员都是由在江西等内地抽调过来的骨干情报员组成，
早早就得到沪城有重要消息需要递呈中央的反奸股成员在国民政府大楼门口与温书麟完成了交接，见到李铮在众人簇拥下快步进入了大楼，温书麟刚想带队回去，便被门口的一名反奸股成员伸手拦住，
“不好意思温队长，在情报递呈和分析期间，您和您的部下需要在南京呆上一段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