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得到两府执政的支持后，赵煦下旨申饬了那些没有眼力劲的上书大臣们。
三省同时澄清，朝廷并不是取消恩荫，只是增加赐地一项选择，让大臣们二选其一。
这话自然有点假了，但有了这套说辞，反对的声音顿时少了些。
不得不承认，章惇在政务这方面确实比苏过老练，他太知道这帮大臣的德行了，所以留了点余地，没有搞一刀切。
苏轼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巡视黄河各段，得出的结论是黄河北流已成定局，只可引导，不可强行恢复东流。
他拿出了本朝乃至前朝的黄河水文数据，力证自己的结论。
但反对者还是不少，像前任都水使者吴安持就是黄河东流的倡导者。
他是神宗朝的宰相吴充之子，娶的是王安石的长女。
苏轼与吴安持在朝上为此事争论了一通，苏轼在治河方面有理有据，吴安持则还是从军事和经济角度来驳斥苏轼的观点。
但这一回，站出来一锤定音的是任伯雨。
苏轼举荐他回朝任职后，任伯雨在言官体系中如鱼得水，输出之高尤胜当年的苏辙，所以如今已经坐上左正言的位置了。
任伯雨出列奏道：“黄河为国家之患，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了，但耗天下之民力来治理的，却只有本朝，出现想让黄河顺从于人的这种谬论，更是近来才有的事。”
这话讽刺味有点重，吴安持喝道：“不然何谓治河，难道就任由黄河泛滥吗？”
任伯雨继续怼道：“强行令黄河东流，本朝并非没有尝试过，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了，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最终还是无法阻止黄河北流。重提此事，以邀厚赏者，朝廷当严惩。”
吴安持怒气上头，回道：“只许你言官奏事，便不许其他大臣言事吗？”
见两人杠起来，赵煦不耐烦地喝止道：“今日只说黄河治理之事，说完了就退下。”
两人齐声称是。
不过任伯雨接着说道：“治河无非三法，因势利导是为疏，去其淤泥是为浚，修筑河堤是为塞，黄河之患虽然严重，但也当在这三法之中考虑。”
苏轼问道：“那你以为该如何治理？”
“顺着黄河流向，宽立堤坝，约束河流，”任伯雨说道：“如此一来，哪怕有小段漫出，也不至于危害甚广。”
这个逻辑类似于神宗当年的想法，不过就是条河，不管它就是了，将危险处的百姓迁走，重新筑城，这样也比一年年的花钱治理省事。
苏轼赞道：“此法务实，不失为一良策。”
苏仙的办法是分段清淤，这个法子其实和任伯雨的一样，都是治标不治本，但放在大宋这会以及往后数百年，都算是很专业的思路了。
赵煦让众人分别上书，各抒己见，再做定夺。
散朝后，苏轼将任伯雨邀至家中，二人详细地交换了意见，决定结合两人的想法，联名上书，以求尽快定下治河之策。
任伯雨走后，苏轼仍觉得不够稳妥，又来找苏过，说道：“黄河的事，你与官家说起过没？”
“没有，”苏过答道：“黄河的事比较复杂，我只是不支持东流，但并无万全之策。”
苏轼点点头，说了自己已经和任伯雨商量好的事，让苏过去探探官家的口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