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为售书给高丽一事极力抗争的时候，两位御史又出手了。
除了以往的老生常谈外，新加的罪名是苏轼兄弟追回宫里和三省下发的诏令，是不尊重天子的表现。
之前再次提及的黄河改道一事，被苏辙拦了下来。
要说这言官确实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次的指责实在水准太低了，哪怕是想看苏家笑话的人也直摇头，放弃了支援，结束了这轮攻势。
官家直接下令，将这两位无中生有的御史贬到地方去当转运判官，他们的上司御史中丞李之纯仍觉得不够，上书表示处罚太轻，最终改判到军州去了。
这明显是在气他们丢了御史的脸。
能够体现言官战力的苏辙、梁焘和刘安世那一批人，如今都身居高位，很少亲自下场了，所以台谏体系眼下都是庸人把持，以至于想谋晋升，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或者也可以说，从台谏都加入党争之后，大宋的言官系统便已经崩盘了。
苏过不知道在小本本上记录了多少要改进的地方，可他还没到高位，不能随时影响到赵煦，所以很多事情只能先放着。
这次的高丽人买书一事，他和苏轼的态度一样，有些书是不能卖给他国的。
要是高丽人要买的是苏轼诗集或者花间集那类书，苏过不收钱都愿意送给他们。
赵煦亲政后，并未急于表露出绍述的意图，而是依旧延续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执政方略。
苏过知道赵煦在等风来，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他写信给章惇，表示自己已经在争取机会了，但娘娘还在，许多事情不能做得太过。
但有人等不及了。
淮南路提点刑狱、新津人张商英，上书为蔡确鸣不平，同时表示官家既然亲政，就当继承先帝的新法，方为孝道。
张商英在熙宁变法期间，受章惇提拔，得到王安石的重用。
元佑元年，旧党上台，尽废神宗之法，张商英当时便提出“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示先帝陵土未干，就变更先帝之法，实为大不孝。
所以才有了司马光“以母改子”的那套歪理。
张商英愤怒地给苏轼写信，要求苏仙帮忙将他调到御史台任职，他要行“呵佛骂祖”之事，就是要无所畏惧、和司马光等人血战到底的意思。
不过这话被吕公着知道了，直接将他撵出了京城。
至于他为什么给苏轼写信，一来大家都是蜀人，新津（今成都新津区）属于蜀州，二来他和苏轼都信佛，还有诗文相酬。
不过苏轼没帮上忙，反而让吕公着知道了信的内容，使张商英被贬出朝八年。
苏过一脸狐疑地看着他爹，问道：“当初不会是爹爹将书信内容告诉吕申公的吧？”
苏轼尴尬道：“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只是收到信后，与人说起过这个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
和苏过想的差不多，苏仙不是告密的人，但也不是能保守秘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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