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林从观所说的财税问题和风海先生所说的经济与民生，财税还好理解，我一直不懂经济与民生究竟指啥，这几日财有所感悟，”张钧飞话题一转，“困扰帝国当年的一个老大难题就是流民问题，而流民问题产生的核心实际是土地，依我理解，土地即为经济，粮食即为民生。帝国的流民问题并非一直都有，甚至嘉中战乱之后很长时间都无流民，恰恰是承平几代之后才日益凸显，而且几乎与基层治理的坍塌同步出现，这是为何呢？”
“人口恢复，土地兼并，人与地之间的矛盾。”李继存回答。
“不错，但不是全部。原则上说，在保有口粮基础上，多得多缴，少得少缴，这是正常税制的基本思想，甚至古代的井田制也是如此。但帝国后期的税收则是另一番景象，种田的百姓除了交粮还要出劳役，而地主豪绅却直接把税转嫁给了自己的佃农。也就是说，官府没有意识到，地主与佃农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还是按人头、土地征税，而地主依靠这个关系就可以转移掉税收，并不断地进行财富的积累，从而造成地主越来越富，农民越来越穷，所以一遇天灾，流民就会源源不断，”张钧飞说道，“林从观实际发现了这个问题，但他没有深究原因，而是单纯想用行政的手段去抢夺地主豪绅手里的财富，这只能实现国强，但不能做到民富。”
“所以根本在于，要遏制甚至去打破这种关系的形成？”李继存想到这里。
“也可以让税收适应这个关系，”张钧飞补充，“土地税变收成税，流通税变占有税。只不过这会增加治理的耗费，崔琰曾经说过这个问题。”
“即使这样，林从观也未能幸免遇难，”李继存感叹，“历来变法都很难。”
“在我们看来，为了王朝永固和天下太平，牺牲掉一些人的利益是值得的，但让他们放下利益实则比登天都难，甚至会导致一场叛乱。”张钧飞说起来有些伤感。
“那藩镇割据如何破解呢？”李继存最关心的其实是这个问题。
“如我所说，中央政府可以有效治理基层，藩镇有存在的可能吗？”张钧飞回答，“藩镇非乱而起，而是兴起于帝国全盛之时，而那时帝都上下官员都开始沉迷享乐。吏治腐败和官员不作为导致了治理的缺失，藩镇实则弥补了中央与基层的治理空白。因而，藩镇存在的一个基础是钱粮，而另一个是人事，二者即为基层治理的核心。所以，藩镇只是代替了中央参与治理，如若收回财权和人事权，也就是中央负责组织各级治理，自然无人可以割据。”
谈到这里，对于变法的方向其实也基本清晰了，基本就是在治理与财税两个方向做文章。虽然在理论上厘清了这其中的内在逻辑，但实际上遇到的阻力是远超他们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