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关心天子，用吾师匡浔之语，宽松之环境、自治之社会、自觉之臣民，才是我们的终极追求。明君只是我们用以实现这种社会的有效手段。”崔琰继续说。
“可现实还不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了吗？”风海先生振聋发聩，“你们单纯想用儒学统治社会，反对国家对基层的干预，可现实是，靠制度维持的帝国骨架尚存，而靠自治维系的基层治理已经不堪一击！”
“如何不堪一击？”崔琰反驳。
“尚书大人不愿对实事而已，如今北辽崛起，草原分裂，王朝已无力去管外藩之事，西疆的商贸线已断多年，这些年，景阳城内的太平日子让帝都大员们忘了那些流民也是帝国的子民，”风海先生继续说，“这流民的根源，是农耕，是商贾。”
“先生不要越扯越远，”崔琰反驳道，“法令是整治邪恶的工具，怎能作为治国的方法呢？自古以来，明君都是慎用刑罚的，汉代以来，诸多酷刑相继被削除，无不受到百姓的热烈欢迎！”
“你说得是实事，但并不全面，我主张的法家并非单纯的严刑酷法，”风海先生回答，“法令是用来督查除奸的，政令是用来教导百姓的，政与法只是手段之一，而非全部。”
“可法律也是人编制的，如果人想去编织罪名坑害人，那咋办？”崔琰仍然不服气，“《春秋》要求，我们要根据罪犯内心动机好坏来定罪，法，能刑人但能让人廉吗？能杀人但能使人仁吗？所有的政法都需要人去执行，怎能避免不罔顾私情？”
“那在我看来，恰恰是儒家的工作没有做好，你们整日教导士大夫仁义道德，却连秉公执法都难以做到，岂不可笑？”风海先生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好！”风海先生的回答引来台下一片欢呼。
“诡辩！全是诡辩！”崔琰很不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