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这样要干净多了。”维斯洛夫斯基一面说，一面把一条肥腿搁在椅子上，搭上绑腿最下面的钩子，快乐而温厚地微笑着。
维斯洛夫斯基无疑是个好小子。列文发现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羞怯的神色，不禁替他难过，并且因为自己是主人而害臊。
桌上放着半截手杖，那是今天早晨他们一起试图纠正倾斜的双杠而折断的。列文拿起这半截手杖，动手撕去头上的断片，不知道怎样开口才好。
“我要……”他说不下去。但一想到吉娣和种种情景，立刻毅然盯住维斯洛夫斯基的眼睛说：“我吩咐他们给您备马车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维斯洛夫斯基惊奇地问，“到哪儿去呀？”
“把您送到火车站去。”列文撕着手杖头上的断片，阴沉沉地说。
“您要出门去，还是出了什么事？”
“我家里不巧有客人要来。”列文一面说，一面越来越迅速地用粗壮的手指撕着手杖的断片，“不，没有客人来，什么事也没有，但我请求您离开。我这样不讲礼貌，您要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吧。”
维斯洛夫斯基挺直身子。
“我请求您给我解释……”他终于恍然大悟，不失身份地说。
“我不能向您解释，”列文慢慢地低声说，竭力掩饰下颚的颤动，“您最好别问。”
手杖头上的断片撕光了，列文抓住手杖粗大的两端，把它折断，留神接住折下来的一头。
大概是列文那双有力的手，今天早晨做体操时摸到的肌肉，两只炯炯有光的眼睛，低低的声音和颤动的下颚，这些比任何语言更有力地使维斯洛夫斯基服从了。他耸耸肩，轻蔑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
“我可不可以见一见奥勃朗斯基？”
耸肩和冷笑并没有使列文生气。“他还要干什么？”他心里想。
“我马上去叫他来。”
“这真是太荒唐了！”奥勃朗斯基听朋友说他被驱逐，在花园里找到正在那里踱步等客人离开的列文，这样对他说，“这简直可笑！什么毒蚊子把你叮了？简直可笑到极点了！要是一个青年人……你就认为……”
列文被毒蚊子叮过的地方显然还很疼，因为奥勃朗斯基刚想说出来，列文就脸色发白，慌忙打断他的话：“请你不要问原因！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对你、对他都感到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认为他离开这里是不会太难受的，可他在这里我和我妻子都觉得不愉快。”
“他会感到委屈的！再说，这实在太可笑了。”
“可是我觉得又委屈又痛苦！我没有任何过错，我没有理由应该受罪！”
“嗐，真没想到你会这样！吃醋也可以，但达到这样的程度，简直可笑之至！”奥勃朗斯基又夹着法语说。
列文迅速地转过身去，离开他走到林荫路深处，继续独自在那里踱步。不多一会儿，他听见马车的辘辘声，看见树木后面维斯洛夫斯基坐在干草上（倒霉的是马车里没有坐垫），戴着他那顶苏格兰帽，顺着林荫道颠簸着离去。
“又有什么事？”列文看见仆人从房子里跑出来，拦住马车。原来是那个德国技工，列文已完全把他给忘了。那个德国人一面鞠躬，一面对维斯洛夫斯基说着什么，接着爬上马车。他们就一起坐车走了。
奥勃朗斯基和公爵夫人对列文的行为感到气愤。列文觉得自己不仅可笑到了极点，而且罪孽深重，无脸见人；但是一想到他和他妻子所受的罪，他自问下次要是又遇到这样的事他将怎样处理，接着回答说，还是这样办。
虽然如此，到了晚上，除了公爵夫人不能饶恕列文的行为以外，大家又都显得非常轻松愉快，好像孩子受过了处分、大人结束了一次难堪的官场应酬一样。到了晚上，公爵夫人一走，他们谈到维斯洛夫斯基被驱逐的事，就像在谈一件久远的往事。陶丽从父亲身上继承了说笑话的才能，把个华仑加笑得前仰后合。她一次又一次地讲着，每次都添油加醋，增加些新的笑料。她讲到她刚准备系上新的蝴蝶结迎接客人，刚走到客厅，忽然听见一辆老爷马车的辘辘声。是谁坐在马车上啊？一看，原来是维斯洛夫斯基，头上戴着苏格兰帽，手里拿着抒情歌谱，脚上打着皮绑腿，坐在干草上。
“你至少也该弄辆轿车让他坐坐啊！没有，后来我又听见：‘站住！’哟，我想，准是大发善心了。我一看，原来是让那个德国胖子坐在他旁边，把他们一起送走……我这个新蝴蝶结就这样白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