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清除道德败坏分子和那些危及社会生存的暴徒。”拉戈任斯基很固执地接着说。
“问题就在于，既做不到这一点，也做不到那一点。这是社会没办法做到的。”
“这话怎么说？我不明白。”拉戈任斯基很勉强地笑着问道。
“我想说的是，其实，合理的刑罚只有两种，那就是古时候施行的刑罚：体罚和死刑。但随着风气的好转，这两种刑罚用得越来越少了。”聂赫留朵夫说。
“现在从您嘴里听到这话，真是又新鲜又奇怪。”
“是的，把一个人痛打一顿，叫他以后不再做那种因而挨打的事，这是合理的；砍掉一个危害社会的坏分子的脑袋，也是完全合理的。这两种刑罚都有合理的意义。可是，把一个游手好闲、学了坏样而堕落的人关进牢里，放在有生活保障的和强制的闲散环境中，和一些最堕落的人在一起，这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者为了什么事把一个人从图拉省送到伊尔库茨克省，或者从库尔茨克省送到别的什么省，用的是国库的钱，每个人要花费五百多卢布，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是，许多人还是害怕这种公费旅行。假如没有这种旅行和监狱，您和我这会儿就不可能安安稳稳坐在这儿了。”
“那些监狱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因为那些人不是永远坐在那里面，也会被放出来的。正好相反，那些机构往往使那些人学得更坏，更加堕落，也就是更增加了危险性。”
“您是想说，惩罚制度必须改良。”
“无法改良。改良后的监狱的花费超过国民教育的经费，又会给老百姓增加新的负担。”
“不过，惩罚制度的缺陷无论如何不是法院本身的缺陷。”拉戈任斯基又是不听内弟的话，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些缺陷是无法克服的。”聂赫留朵夫提高嗓门儿说。
“那又怎么办？把人杀掉？还是像一位国家要人提出的，把眼睛挖出来？”拉戈任斯基自以为得理地笑着说。
“是的，如果这样，是很残酷的，不过是能达到目的的。可是现在的做法，既残酷，又达不到目的，而且极其愚蠢，简直使人无法理解，精神正常的人怎么会参与像刑事法庭干的那种荒谬而残酷的事情。”
“可是我就参与这种事情。”拉戈任斯基脸色煞白地说。
“那是您的事。不过，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想，您不理解的事多着呢。”拉戈任斯基用打哆嗦的声音说。
“我在法庭上看到，副检察官千方百计要把一个不幸的孩子判罪，那个孩子在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心中只能引起同情。我还了解，另外一个检察官审讯教派信徒，认为诵读《福音书》是犯了刑事罪。而且，法院的全部活动都不过是这种毫无意义的残酷事情。”
“我要是这样想，那就不当什么差了。”拉戈任斯基说过这话，就站了起来。
聂赫留朵夫看到姐夫眼镜底下有一种很特别的亮光。“难道是眼泪吗？”聂赫留朵夫心想。确实是的，那是自感受侮辱的眼泪。拉戈任斯基走到窗前，掏出手帕，喉咙里咳了两声，就擦起眼镜，并且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眼睛。他回到沙发上，抽起雪茄，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聂赫留朵夫觉得自己让姐夫和姐姐伤心到这种地步，心里又难受又不好意思，特别是因为他明天就要走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他怀着很尴尬的心情向他们告过别，就回家了。
“很可能我说的都是对的，至少他没有什么理由反驳我。不过不应该这样说话。如果我可以这样意气用事，这样侮辱他，使可怜的姐姐伤心，可见我改变得很少。”他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