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鸦片也能害命。”喜欢插叙的上校说。于是他趁机讲起他的内弟媳妇服鸦片自尽，要不是就近有医生及时抢救，就没命了。上校讲得那么动听，那么郑重，神态那么庄严，所以谁也没有勇气打断他。只有店员受到他的感染，决定打断他，好讲讲自己的故事。
“还有一些人却喝惯了鸦片，”他开口说，“一次能喝四十滴。我有一个亲戚……”
可是上校不容许打岔，又继续讲鸦片对内弟媳妇造成的后果。
“啊，诸位先生，现在已经四点多了。”一位陪审先生说。
“那该怎么办，诸位先生，”首席陪审说，“我们就认定她有罪，但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就这样，好不好？”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很满意，就表示同意。
“不过应该从宽发落。”商人补充说。
大家都同意了。只有劳动组合的老头子坚持说：“不，她没有罪。”
“结果也就是这样嘛，”首席陪审解释说，“并非蓄意抢劫，也没有盗窃财物。这样一来，她也就没有罪了。”
“那就这样吧，还有应该从宽发落。这样就十分周到，没说的了。”商人快活地说。
大家都十分疲劳，又争论得头昏脑涨，所以谁也没有想到在答案中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
聂赫留朵夫当时非常激动，所以也没有发觉这一点。答案就照这样写下来，送交法庭。
拉伯雷[13]写过一位律师，有人请他办案，他拿出各种各样的法典，念了二十页毫不相干的拉丁文法律条款之后，便建议掷骰子，看是单数还是双数。如果是双数，就是原告有理，如果是单数，就是被告有理。
在这里也是这样。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而不是那样的决定，不是因为大家都同意这样的决定，而是因为，第一，庭长的总结发言虽然很长，这一回却偏偏漏掉了他平素总要交代的话，也就是陪审人员在答复问题的时候可以说：“是的，她有罪，但是没有蓄意害命。”第二，上校讲他的内弟媳妇的事讲得太长，太乏味；第三，聂赫留朵夫太激动，竟未注意到没有补充说明并非蓄意害命，以为有了“并非蓄意抢劫”这样的补充说明便不至于判罪；第四，当时彼得·盖拉西莫维奇不在议事室里，首席陪审重读问题和答案时，他出去了。然而主要却是因为大家都十分疲乏，都想快点儿脱身，所以就同意了可以快点儿了结此事的答案。
陪审人员摇了摇铃。手握出鞘军刀站在门外的宪兵把军刀收入鞘里，闪到一旁。法官们坐到位子上，陪审人员一个跟一个走了出来。
首席陪审神情庄重地拿着问题征询表。他走到庭长跟前，把表交给他。庭长看完了表，显然感到十分惊讶，把两手一摊，就同两位法官商量。庭长感到惊讶的是，陪审人员提出了第一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抢劫”，却没有提出第二个补充条件“并非蓄意害命”。按陪审人员的答案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玛丝洛娃没有偷，没有抢，同时却毫无来由地毒死了人。
“您瞧，他们的答案多么荒唐，”他对左边的法官说，“这就是要她去服苦役，而她又没有罪。”
“哼，她怎么会没有罪。”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她就是没有罪嘛。依我看，这种情形应该引用第八百一十八条。”（第八百一十八条规定：如法庭认为定罪不当，可取消陪审人员的决定。）
“您以为怎样？”庭长问那位和善的法官。
和善的法官没有立即回答，他看了看面前那份公文的号码，把数字加起来，用三除没有除尽。他本来占算，如果除尽，他就同意，可是，尽管没有除尽，他因为心地和善，也就同意了。
“我也认为应该这样办。”他说。
“那么您呢？”庭长问那位满脸怒气的法官。
“无论如何也不行。”他决绝地回答说，“报纸上本来就在说陪审人员总是为罪犯开脱，如果法庭也为罪犯开脱，那人家又会怎么说呢？我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庭长看了看表。
“很遗憾，不过有什么法子呢？”他说过这话，就把问题表交给首席陪审宣读。
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于是首席陪审倒换着两只脚，清了清喉咙，把问题和答案念了一遍。所有的司法人员，包括书记官、律师以至副检察官，都露出惊讶的神情。
三名被告不动声色地坐着，显然不了解答案的意义。所有的人又都坐下来。庭长就问副检察官，几名被告应该判什么刑。
有关玛丝洛娃方面的意外成功使副检察官感到分外高兴，他认为这次成功全由于他施展了雄辩的口才。他查了查有关条款，便欠起身来说：
“我认为处分西蒙·卡尔津金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二条和第一千四百五十三条，处分叶菲米娅·包奇科娃应根据第一千六百五十九条，处分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应根据第一千四百五十四条。”
所有这几条都是限定范围内最重的刑罚。
“法官退庭，商议判决。”庭长说着，站了起来。
大家都随着他站了起来，带着办了一件好事的轻松愉快心情纷纷走出法庭或者在法庭里来回走动着。
“老弟，咱们做了一件极不光彩的错事，”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这时首席陪审正在对聂赫留朵夫说一件什么事，“咱们这是送她去服苦役呀。”
“您说什么？”聂赫留朵夫叫起来。这一回他丝毫没有注意这位教师那种令人不快的随便态度了。
“当然嘛，”他说，“咱们没有在答案里加一句：‘她有罪，但并非蓄意害命。’刚才书记官就告诉我：副检察官要判她十五年苦役。”
“我们就这样决定的嘛。”首席陪审说。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又争论起来，说，既然她没有偷钱，就无从蓄意害命，这是不言自明的。
“在离开议事室之前，我把答案念了一遍呀，”首席陪审辩白说，“谁也没有反对嘛。”
“我当时从议事室出来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说，“您怎么也没有注意？”
“我万万没有想到。”聂赫留朵夫说。
“好一个没有想到！”
“不过，这事还可以纠正呀。”聂赫留朵夫说。
“唉，不行了，现在全完了。”
聂赫留朵夫看了看三名被告。他们这几个命运已定的人仍然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栏杆后面和士兵前面。玛丝洛娃不知为什么在微笑。这时聂赫留朵夫心里有一种很卑鄙的心情在蠢动。在这之前，他预料她会无罪开释并将留在城里，他感到很尴尬，不知怎样对待她才好；而且，不论怎样对待她都很为难。现在服苦役而且去西伯利亚，就一刀斩断了他和她的任何牵连：受伤未死的鸟儿不再在猎袋里扑腾，也就不再使人想起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