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又怎样呢？”庭长继续问道。
“我回到家里，”玛丝洛娃已经比较大胆地看着庭长一个人，继续说，“我把钱交给老板娘，就上床睡了。刚刚睡着，我们的一个姑娘就来叫我。她说：‘快去，你那个买卖人又来了。’我不愿出去，可是老板娘要我去。他就在那儿，”她说到他这个词儿，又露出很明显的恐惧神情，“他一个劲儿在给我们那些姑娘们灌酒，后来他还要叫人去打酒，可是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老板娘信不过他。他就打发我到他住的旅馆房间去。他告诉我钱在哪儿，取多少。我就去了。”
庭长这时正在同左边的法官小声说话，没有听见玛丝洛娃在说什么，但为了表示他全听见了，就把她最后一句话重复了一遍。
“您就去了。那么，后来呢？”他说。
“我到了那儿，就照他说的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我一个人进房间的，我还叫上西蒙·米海洛维奇和她。”她指着包奇科娃说。
“她胡说，我压根儿没有进去过……”包奇科娃刚开口，就被制止了。
“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四张红票子。”玛丝洛娃皱着眉头，不看包奇科娃，继续说。
“那么，被告在拿四十卢布时，是否注意里面有多少钱？”副检察官又问道。
副检察官对玛丝洛娃一发问，她就打了个寒战。她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但觉得他对她不怀好意。
“我没有数过，我看见那都是一些一百卢布的票子。”
“被告看到了那些一百卢布的票子。我没有别的要问了。”
“那么，怎么样，您把钱带回去了吗？”庭长看着表，继续问道。
“带回去了。”
“那么，后来呢？”庭长问。
“后来他又把我带回旅馆。”玛丝洛娃说。
“那么，您是怎样让他喝下了药的酒的？”庭长问。
“怎样让他喝吗？我把药粉撒在酒里，就让他喝了。”
“您究竟为什么要让他喝？”
她没有回答，只是重重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他老是不放我走。”她沉默了一会儿，又说，“我给他折腾得难受死了。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能放我走才好。我真累了。’西蒙·米海洛维奇说：‘他闹得我们也烦死了。我们想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你就可以走了。’我说：‘好。’我以为那药是没有害处的。他就给了我一个小纸包。我走进房间，他在屏风后面躺着，马上就叫我给他倒白兰地。我拿起桌上一瓶上等香槟酒，倒了两杯，一杯给自己，一杯给他，把药粉撒到他的杯子里，让他喝了。假如我当时知道，哪能让他喝呀？”
“那么，戒指是怎样落到您手里的？”庭长问。
“戒指是他自己送给我的。”
“他什么时候送给您的？”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我就想走，他就打我的头，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转身就要走。他就捋下手上的戒指送给我，叫我不要走。”她说。
这时副检察官又欠了欠身子，依然带着故作天真的神气请求允许他提几个问题，在得到允许之后，他歪了歪绣花领子上面的头，问道：
“我想知道，被告在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
玛丝洛娃又露出惊恐的神色，她惶惶不安地把视线从副检察官身上移到庭长身上，急忙说：
“我不记得待了多长时间。”
“那么，被告是否记得，她从商人斯梅里科夫的房间里出来以后，有没有到旅馆里别的什么地方去过？”
玛丝洛娃想了想。
“到旁边一个空房间里去过。”她说。
“您到那里去干什么？”副检察官全神贯注，竟忘记了通过庭长，直接审问起被告。
“我去把头发和衣服理一理，等马车来。”
“卡尔津金是否到房间里跟被告待过一阵子？”
“他也去过。”
“他去干什么？”
“还有商人喝剩下的香槟，我们一块儿喝了。”
“嗯，一块儿喝了。很好……那么，被告是否和卡尔津金说过话，说过一些什么？”
玛丝洛娃忽然皱起眉头，脸涨得通红，很快地说：
“说了什么？我什么也没有说。事情怎样，我全都讲了，别的我什么也不知道。你们想拿我怎样就怎样好啦。反正我没有罪。”
“我没有别的要问了。”副检察官对庭长说过这话，便装模作样地耸起肩膀，在自己的发言提纲上很快地记下被告的供词：她和西蒙一起进过一个空房间。
沉默了一阵子。
“您没有别的什么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她叹着气说过这话，就坐了下来。
随后庭长在纸上记了一点什么，听到左边的法官小声对他说的话，就宣布审讯暂停十分钟，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左边那位高个头儿、大胡子、一双和善的大眼睛的法官和庭长商量的是，他觉得胃里有点儿不舒服，想自己按摩一会儿，再喝点儿药水。他把这事儿对庭长说了说，庭长就根据他的要求宣布休息。
陪审人员、律师和几个证人都随着法官们站起来，因为觉得这宗重大案件已经告一段落，都很愉快地来来回回走动起来。
聂赫留朵夫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在窗前坐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