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列宁叹了一口气，不作声了。她烦躁地摸弄着晨衣的流苏，带着一种难堪的生理上的厌恶望着他。她为这种情绪而责备自己，但无法加以克制。她现在唯一的愿望是不要看见他，免得使她感到厌恶。
“我刚才吩咐他们去请医生了。”卡列宁说。
“我身体很好，给我请医生做什么？”
“不是的，小宝宝老是哭，他们说奶妈的奶水不足。”
“为什么我当初要求喂奶您不答应？不管怎么说（卡列宁明白，‘不管怎么说’是什么意思），她是个小娃娃，他们会把她折磨死的。”她打了打铃，吩咐仆人把婴儿抱来。“我要求喂奶，不让我喂，现在又来责备我。”
“我并没有责备……”
“有的，您在责备我！我的上帝！我为什么不死呀！”她哭了起来。“原谅我，我太激动了，是我不对，”她冷静下来说，“你走吧……”
“不，这样下去可不行！”卡列宁断然地对自己说，走出妻子的房间。
他在世人眼中的难堪处境，妻子对他的憎恨，以及那种神秘的暴力——它违反他的心意，支配他的生活，强迫他服从它的意志并使他改变对妻子的态度——这一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分明看到，整个社会和妻子对他都有所求，但他不明白所求的究竟是什么。他觉得他的内心正在滋长一种破坏他精神安宁和一生修养的愤恨感情。他认为安娜最好割断她同伏伦斯基的关系，但要是他们认为办不到，他甚至情愿容许他们恢复这种关系，只要两个孩子不受羞辱，他不失掉他们，也不改变自己的地位就行。不论这种情况多糟，总比决裂要好，因为一旦决裂，她就会处于走投无路的可耻境地，他也将失去他所爱的一切。但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他早知道大家都会反对他，不许他做他现在认为合情合理的事，而要强迫他去做不合理的、但他们认为正当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