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您使我想起一个劝告病人的笑话来：‘您最好试一试泻药。’‘试过了，反而更糟。’‘试一试水蛭疗法。’‘试过了，反而更糟。’‘啊，那就只好祷告祷告上帝了。’‘试过了，反而更糟。’我同您也是这样。我说政治经济学，您说反而更糟。我说社会主义，您说反而更糟。我说教育，您说反而更糟。”
“那么学校到底有什么用呢？”
“学校能满足农民的其他需要。”
“哦，这我可怎么也弄不懂！”列文情绪激动地反驳说。“学校怎么能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条件呢？您说学校、教育会满足他们的其他需要。这就更糟了，因为这些需要他们无法满足。加减法和教义问答怎么能帮助他们改善物质条件呢？这我可永远也弄不懂。前天晚上，我遇见一个农妇抱着奶娃娃，我问她到哪儿去。她说：‘去找巫婆，哭鬼缠住了娃娃，我抱他去治一治。’我问，巫婆怎么能治好哭病呢？‘她会把孩子放在鸡笼上，再念念咒。’”
“瞧，您自己回答了问题！要她不把孩子抱到鸡笼上治哭病，这就需要……”史维亚日斯基快乐地笑着说。
“嗳，不，”列文沮丧地说，“我只是用这种治疗方法来比喻用学校治疗农民。农民贫穷无知，这我们看得很清楚，就像农妇看见哭鬼一样，因为那孩子在哭。至于为什么学校能治这贫穷无知的毛病，那就不明白了，就像为什么鸡笼可以治疗哭病一样。要把农民贫穷的病根治好。”
“啊，您至少在这一点上同您那么不喜欢的斯宾塞[59]不谋而合了。他也说，教育可能是生活福利和舒适的结果，像他所说的，是经常洗涤的结果，可不是会读书和计算的结果……”
“嗯，说我同斯宾塞不谋而合，我很高兴，或者相反，我感到很不高兴。其实这一层我早就知道了。学校没有用处，有用的是那种可以使农民富裕些、空闲些的经济设施——到那时也就会有学校了。”
“现在全欧洲的学校都是义务的。”
“那您自己在这方面同斯宾塞怎么这样一致呢？”列文问。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睛里又闪过恐惧的神色，接着他微笑着说：“嘿，这个治疗哭病的故事太妙啦！真是您亲自听见的吗？”
列文明白，他是无法找到这个人的生活同思想之间的联系的。他的议论会得出什么结论，他显然毫不在乎，他只要议论议论就行了。当他的议论不能自圆其说时，他就不高兴了。他不喜欢出现这样的局面，总是竭力避免，把话题引到别的有趣的事情上去。
这一天的全部印象，从途中那个老农给他的印象——这个印象成了一天里所有印象和思想的基础——起，都使列文十分激动。这位可爱的史维亚日斯基，他有许多思想只是为了应付社会，他显然还有一些列文所不知道的生活原则，同时他同无数群众在一起，用一些同他自己格格不入的思想来指导舆论；那位牢骚满腹的地主，他因在生活中感到苦恼而发的议论很对，可是他对整个阶级、对俄国最优秀阶级的怨气却是不对的；还有，列文不满于自己的活动，并且模模糊糊地希望能纠正这些情况，这一切都交集在一起，使他感到苦恼，并期望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列文独自待在为他安排的房间里，躺在手脚稍一活动都会弹起来的弹簧垫子上，好久睡不着觉。史维亚日斯基虽然说了许多聪明话，列文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但他觉得那个地主的意见倒是值得考虑的。列文不禁回想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在心里修正他自己的回答。
“是的，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说我们的农业不行是由于农民憎恨一切改良，要实行改良非强制不可。如果您的农业不改良就毫无办法，那么这话是对的。其实只要雇工能像我在途中看到的那个老农那样干活儿，农业还是搞得上去的。我们大家都对农业现状不满，这说明不是我们错了，就是雇工们错了。我们一向照我们的方式，照欧洲的方式，一个劲儿地干，也不问劳动力究竟怎样。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劳动力看作理想的劳动力，应该承认它是具有独特本能的“俄国农民”，并根据这种情况来安排农事。’假定说，我应该这样对他说，‘您像那位老农一样经营农业，您有办法使雇工关心收成，并且找到他们所能接受的改良办法，那么，您就不会糟蹋土地，就可以使收成增加一倍或者两倍。您把收成对分，一半给劳动者。这样，您自己留下的会多得多，劳动者也会得到更多。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缩小经营规模，促使雇工关心农业收成。至于怎样做，这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无疑是办得到的。’”
这个想法使列文非常兴奋。他半夜没有睡着，仔细考虑怎样实行这个想法。他本来不打算第二天回去，但现在决定明天一早就回家。还有，这个穿敞领连衫裙的姨妹使他产生一种近乎做了什么坏事后的羞耻和悔恨的感觉。主要的是他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刻回去，赶在冬麦播种以前向农民提出新的计划，好用新的办法来下种。他决心彻底改变他的农业经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