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我最后剩下的东西都拍卖掉吗？不，谢谢啦！”
“说农业水平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和可能，我可不同意，”列文说，“我在干这件事，我有本钱，可是我毫无办法。我不知道银行对谁有利。至少我个人在农业上花的钱，全都亏本：养牲口，亏本；用机器，还是亏本。”
“这话很对！”留灰白小胡子的地主高兴得笑起来，附和说。
“也不止我一个人这样，”列文接下去说，“凡是合理经营农业的地主都是这样，除了少数例外，全都亏本。对了，您倒说说，您经营农业有利可图吗？”列文说。这当儿，他发现史维亚日斯基的目光中刹那间又出现了恐惧的神色。每次他想进入史维亚日斯基内心世界的密室，就会看到这种神色。
列文提出这个问题是不太诚恳的。女主人刚才喝茶的时候已经对他说过，今年夏天他们从莫斯科请了一位德国会计师来，他收取五百卢布的报酬，替他们核算了全部经济，发现他们亏空了三千多卢布。到底亏空了多少，她记不清楚，但那德国人连一分一毫都算出来了。
列文一想到史维亚日斯基的农庄有利可图，那地主就忍不住笑了笑，显然知道这位当上首席贵族的邻居会有什么好处。
“也许无利可图，”史维亚日斯基回答，“这只能说明，或者我是个坏当家，或者我把钱用在提高地租上了。”
“啊，地租！”列文惊奇地嚷道，“在欧洲也许可以有地租，那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就变好了，可是我们这里花了劳动力土地却变得更坏了，越耕越糟糕，所以谈不到什么地租。”
“怎么谈不到地租？这是法则呀！”
“那我们是违反法则的：地租对我们来说毫无作用，相反，它只会坏事。不，您倒说说，地租的理论到底有什么意思……”
“你们要来点儿酸牛奶吗？玛莎，给我弄点儿酸牛奶或者草莓来，”他对妻子说，“今年的草莓熟得特别晚。”
史维亚日斯基高兴地站起来，走开去，显然认为谈话已经结束。列文却觉得谈话才开始呢。
列文失去一个谈话的对手，只好同那个地主继续谈论。他竭力想对那个地主证明，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我们没有掌握雇工的特点和习惯所造成的；但那个地主也像一切离群索居、独自思考的人那样，不善于理解别人的思想，特别固执己见。那个地主说，俄国农民都是懒猪，喜欢过猪一样的生活，要他们摆脱这种生活，需要权力，可是现在没有权力；需要大棒，可是我们变得太自由了，用了一千年的大棒忽然被什么律师和监狱所代替，在监狱里，他们供给该死的臭农民很好的汤，还要给他们计算有多少立方英尺空气。
“为什么您认为，”列文竭力想回到本题上来，说，“不可能建立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关系，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呢？”
“对俄国农民，这是永远办不到的！没有权力呀！”那个地主回答。
“怎样才能定出新的条件来呢？”史维亚日斯基吃过酸牛奶，点着一支烟，重新参加讨论。“对待劳动者的一切关系都是明确的，经过研究的，”他说。“野蛮时代的残余——原始公社和它的连环保自然而然地瓦解了，农奴制消灭了，剩下的只有自由劳动，而自由劳动的形式是确定无疑的，非采用不可。雇农、短工、佃农——不外乎这些形式。”
“但欧洲不喜欢这些形式。”
“是不喜欢，所以在研究新形式。总会研究出来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列文回答，“为什么我们自己不研究呢？”
“因为这同重新研究造铁路的方法一样。铁路是现成的，早已发明了。”
“但如果他们搞的对我们不适合，如果并不高明，那怎么办？”列文说。
在史维亚日斯基的眼神里，他又发现了恐惧的神色。
“嗳，这样我们可真是目空一切了。我们已经研究出欧洲正在研究的东西啦！这种话我听够了，但是，对不起，您知道欧洲在劳动组织问题上有些什么作为吗？”
“不，不很知道。”
“这个问题欧洲最优秀的人物现在都在研究。舒尔茨·特里奇运动[56]……再有，拉萨尔[57]论工人问题的大量着作……穆尔豪森市[58]的试验——这些您大概也知道吧？”
“我知道一点儿，但不太清楚。”
“不，您不用客气；这一切您知道得不会比我差。我当然不是社会学教授，但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要是您也感兴趣的话，您就去研究研究吧。”
“那么他们得出什么结论来了？”
“对不起……”
两个地主站了起来。史维亚日斯基又一次制止了列文想窥察他内心世界秘密的讨厌习惯，走出去送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