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承认教育是有益的，”柯兹尼雪夫说，“那么，你既然是个正直的人，就不能不热爱、不能不支持这项事业，不能不甘心乐意为它出力。”
“但我还不能承认这是好事。”列文涨红了脸说。
“怎么？你刚才不是说……”
“我是说，我既不承认这是好事，也不认为它是办得到的。”
“你不花点儿力气，不可能理解这件事。”
“好，就算是这样吧。”列文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完全不是这么想。“就算是这样吧，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我要为这种事操心。”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不，既然我们已经讨论开了，那你就从哲学观点上给我解释一番吧！”列文说。
“我不明白这同哲学有什么关系。”柯兹尼雪夫说。列文觉得他的口气等于表示，对方没有资格谈论哲学。这可使列文大为生气。
“我老实对你说吧！”列文情绪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无非是个人幸福。我是一个贵族，在地方自治会里，我看不到有什么东西会增加我的福利。道路没有改进，也不会改进；我的马只好拖着我在坎坷不平的路上颠簸。医生和医疗站我不需要，调解官我也用不着，我以前从不去麻烦他，以后也不会去麻烦他。我不但不需要学校，而且——我也对你说过——学校简直是有害无益。在我看来，地方自治机关只会使人增加负担，要每亩地缴纳十八戈比，还得坐车赶到城里去，在旅馆里过夜喂臭虫，听各种胡言乱语。何况个人利益也刺激不了我。”
“听我说，”柯兹尼雪夫笑着打断他的话，“我们在为解放农民而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个人利益的刺激呀，可我们还不是照样干啊。”
“不！”列文越来越激动地说，“解放农民，那可是另一回事。这里夹杂着个人利益。我们想摆脱那压在我们这一切善良人身上的枷锁。但是做一个地方自治会议员，就得讨论需要多少名清道夫，怎样铺设城市的下水道，可我又不住在城里；当陪审员去审判一个偷咸肉的农夫吧，那又得一连六小时听辩护人和检察员的胡言乱语以及审判长的问话；审判长问那个傻老头阿廖沙：‘被告先生，您承认偷窃咸肉这一事实吗？’老头儿却问：‘您在说什么呀？’”
列文说得忘乎所以，模仿起审判长和傻老头阿廖沙的模样来。他自以为他的话都说在点子上。
柯兹尼雪夫却耸耸肩膀。
“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说，那些同我……同我个人利益有关的权利，在任何时候我都会全力去保卫。当年宪兵来搜查我们学生的信件时，我就曾全力保卫我们的权利，保卫我受教育和享受自由的权利。我懂得服兵役的意义，知道它关系到我的孩子、兄弟和我自己的命运。我愿意讨论那些同我有关的事，可是要我决定怎样支配地方自治会的四万卢布，或者要我审判傻子阿廖沙，——我实在不懂这些事情，我也无能为力。”
列文的话好像决了堤，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柯兹尼雪夫微微笑了笑。
“也许明天就要审问你了。难道你情愿在旧刑事法庭上受审吗？”
“我不会受审的。我从来不杀人，没有理由审判我。就是这样！”他继续说，接着又扯开去了。“我们的地方自治机关就像三一节[49]插的桦树枝，看上去好像欧洲土生土长的桦树林，其实我真不愿意给它们浇水，也不相信它们会成长！”
柯兹尼雪夫耸耸肩膀，表示弄不懂在他们的争论中怎么忽然冒出个桦树林来，虽然他立刻明白了弟弟这番话的意思。
“对不起，这样是永远得不出结论来的。”他批评弟弟说。
不过，列文自己也知道他不关心公益事业，却还要为这个缺点辩护。他继续说下去。
“我想，”列文说，“任何活动如果没有个人利益做基础，是不可能持久的。这是个极其普通的哲学道理。”他故意重复着哲学两个字，表示他同别人一样也有资格谈论哲学。
柯兹尼雪夫又微微一笑。“他也有一套合乎自己口味的哲学呢！”他想。
“吓，哲学，你还是别谈吧！”他说，“自古以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寻求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必要联系。这且不去说它，我现在只想纠正你的比喻。桦树不是插的，桦树是栽培的，是播种的，而且需要细心照顾。一个民族，只有认识他们制度的长处，并且加以重视，才有未来，才有历史地位。”
柯兹尼雪夫把问题引到列文所不懂的哲学和历史的范畴，并且指出他观点中的种种错误。
“至于你不喜欢公益事业，恕我直说，这是由于我们俄国人的懒惰和贵族老爷的习气。我相信这是你一时的糊涂，将来会改正的。”
列文不作声。他觉得他被全面击败了，但又觉得哥哥并不理解他的话。这是由于他说话词不达意呢，还是由于哥哥不想理解他的意思，或者无法理解他呢？他没有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也不反驳哥哥，却想到一件与此完全无关的私事。
柯兹尼雪夫收起最后一根钓竿，解下马，他们就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