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个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