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派的最重要代表是皇太子，他忘不了他在奥斯特里茨战役的狼狈处境，他当时头戴钢盔，身穿骑兵制服，像检阅一样走在近卫军前面，想漂漂亮亮地打垮法军，却不料一下子就落到第一线，好容易才在一片混乱中逃生。这派人发表意见过分坦率。他们害怕拿破仑，看到他的强大和自己的软弱，而且直言不讳。他们说：“除了悲伤、羞辱和灭亡，不会有任何结果！瞧，我们放弃了维尔诺，放弃了维切布斯克，我们还得放弃德里萨。唯一聪明的办法就是趁我们还未被逐出彼得堡，赶快讲和！”
这种意见在军队上层很流行，在彼得堡也有人支持，一等文官鲁勉采夫出于其他政治原因也主张讲和。
第五派是巴克莱的信徒，他们崇拜他，觉得他不是个普通人，而是陆军大臣和总司令。他们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开头总是这样说），他毕竟是个诚实能干的人。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人了。应该让他掌握实权，因为没有统一指挥，战争就不能胜利。让他统一指挥，他就会像在芬兰那样大显神威[58]。我们的军队组织严密，强大有力，并撤退到德里萨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应该完全归功于巴克莱。现在要是用别尼生代替巴克莱，那就会全部完蛋，因为别尼生在1807年就已表明庸碌无能。”
第六派是别尼生派，他们的说法相反，认为没有人比别尼生更能干，更有经验，不论怎么样，到头来还得请教他。这一派人认为，我军撤退到德里萨是奇耻大辱，是一系列错误的结果。他们说：“错误犯得越多越好，至少好让大家更快明白，这样下去不行。我们需要的不是巴克莱，而是像别尼生这样的人。别尼生在1807年就已大显身手，拿破仑本人都对他作了公正的评价。我们只愿意让别尼生这样的人掌权。”
第七派是一批将军和侍从武官，他们总是待在皇帝身边，特别是历朝年轻的皇帝身边，而在亚历山大皇帝身边人数特别多。他们对他赤胆忠心，不仅仅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因为他是一个人，就像尼古拉·罗斯托夫1805年崇拜他那样。他们从他身上不仅看到各种美德，而且看到人类的优秀品质。这派人对皇帝辞去军权虽表示钦佩，但又认为他过分谦虚，坚决要求他们所崇拜的皇帝不要太自谦，应该公开宣布他是全军统帅，并组织御前总司令部，必要时可向有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咨询，亲自统率军队，这样就能大大鼓舞士气。
第八派人数最多，他们同其他各派人数的比例是九十九比一。他们既不主张和平，也不赞成战争；既不赞成进攻，也不赞成在德里萨河畔或其他地方设防。他们不支持巴克莱，不支持皇帝，不支持普法尔，不支持别尼生。他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重大的愿望：尽量为自己谋利益，争享受。他们利用皇帝行辕里错综复杂的阴谋活动浑水摸鱼，拼命捞取在平时想象不到的好处。有人不愿丧失既得利益，今天同意普法尔，明天赞成他的对手，后天又声称对这事没有任何意见，以逃避责任和讨好皇上。有人为了捞到好处，博得皇上青睐，大声鼓吹皇帝前一天暗示过的事，在会议桌上捶胸顿足，声嘶力竭，提出要同反对的人决斗，以此表示为了公共利益，不惜牺牲自己。再有人利用两次会议休会、反对派不在场的时机，干脆要求获得一次津贴，知道这时人家不会拒绝他。第四种人总是有意向皇帝显示他在埋头苦干。第五种人为了达到与皇帝共同进餐的夙愿，拼命证明某种意见正确或错误，并举出多少有说服力的论据。
这一派人猎取卢布、勋章和官爵，他们单看皇帝的颜色行事，皇帝的风向标指向哪里，他们就一窝蜂拥向哪里，弄得皇帝更难改变方针。在动荡不定的局势中，在令人胆战心惊的危机下，在阴谋、虚荣和各种观点情绪冲突的旋风中，加上民族不同，这第八派是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人数最多的一派，他们把大局搅得一片混乱。不论发生什么问题，这群雄蜂在前一个问题上还没嗡嗡完，就又转向新的问题，用它们的嗡嗡声来压倒和淹没人们真诚的争议。
安德烈公爵来到军队以后，从八派中形成了第九派，他们开始大声发言。这派人都上了年纪，通情达理，老成干练，富有政治经验。他们不支持对立意见中的任何一方，冷眼旁观司令部里的一举一动，并且考虑怎样从这种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混乱软弱的局面中脱身出来。
这派人认为，这种糟糕的局面主要是由于皇帝带着他的军事人员来到军队里；军队里沾染了优柔寡断的风气，这种风气在朝廷里还可以，在军队里却是有害的；皇帝应该治理国家而不应该指挥军队；摆脱这种局面的唯一办法是皇帝和他的随从撤离军队；为了保护皇帝个人的安全，五万人马就不能参加作战；一个能力最差、但不受限制的总司令也比一个能力最强、但受皇帝牵制的总司令强。
就在安德烈公爵在德里萨闲住的时候，这派的一名重要代表、国务秘书希施科夫上书皇帝，巴拉歇夫和阿拉克切耶夫也在上面签名表示同意。希施科夫利用皇帝恩准议论国家大事的特权，在奏章里借口皇帝应在京城鼓舞民众斗志，恭请皇帝离开军队。
由皇帝唤起民众保卫祖国，这个建议被皇帝接纳了。于是皇帝留守莫斯科激励民众斗志，就成了俄国胜利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