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们也这么说。”第一个官员说。
“‘我一只眼睛患过病，但现在已双目明亮。’这话什么意思？”皮埃尔问。
“伯爵得过麦粒肿，”副官微笑着说，“我对他说，老百姓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很不安。还有，”伯爵副官突然含笑对皮埃尔说，“我们听说，您家庭有纠纷？您太太伯爵夫人仿佛……”
“我什么也没听说，”皮埃尔若无其事地说，“那您听见什么了？”
“没有，您知道，人们常常凭空瞎说。我也只是道听途说罢了。”
“那么您听见什么了？”
“听说，”副官还是那么笑嘻嘻地说，“您太太伯爵夫人准备出国。多半是胡说八道……”
“可能。”皮埃尔说，心不在焉地环顾周围。“这位是谁？”他指着一个穿干净的蓝色呢外衣、留雪白大胡子和长眉毛、脸色红润的小老头说。
“这位吗？他是个商人，酒店老板，魏列夏金。关于告示的事您也许听说了吧？”
“哦，原来他就是魏列夏金！”皮埃尔说，打量着老商人镇定的脸，想在上面看出叛徒的表情。
“那事不是他干的。告示是他儿子写的，”副官说，“那小伙子在吃官司，估计他要吃苦了。”
一个戴星章的小老头和一个挂十字勋章的德国人走到说话的人们跟前。
“说实在的，”副官讲道，“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件。当时，两个月前出现了这张告示。有人把它送给拉斯托普庆伯爵。他下令调查。加夫里洛·伊凡内奇进行搜查，这张告示已经过六十三双手了。他查问一个人：‘你从谁那里弄来的？’回答说：‘从某人那里。’他再去找那个人：‘你从谁那里弄来的？’一直查问到魏列夏金……一个没有文化的商人，一个做买卖的宝贝！”副官含笑说。“人家问他：‘你这是从谁那里弄来的？’我们知道他是从谁那里弄来的。他是从邮政局局长那里弄来的。不过，他们之间大概有个默契。他说：‘不是从谁那里弄来的，是我自己写的。’他们威胁他，盘问他，他咬定是他自己写的。他们就这样去报告拉斯托普庆伯爵。伯爵下令把他传来。‘你这告示从哪里来的？’——‘自己写的。’嗐，伯爵的性子您是知道的！”副官得意扬扬地笑着说，“他大发雷霆，您想想：这样蛮不讲理，信口开河！……”
“噢，伯爵是要他指出克留恰列夫，我知道！”皮埃尔说。
“绝对不是！”副官害怕地说，“克留恰列夫没有这事就有罪了，所以他被放逐了。但问题是伯爵大发雷霆。伯爵说：‘你自己怎么会写？’他拿起桌上的《汉堡日报》又说：‘你瞧。这不是你写的，是你翻译的，而且翻译得很糟，因为你这笨蛋连法语都不懂。’您想那家伙怎么回答？他说：‘不，我什么报纸也没看，是我自己写的。’伯爵说：‘要是这样，那你就是叛徒，我要把你交给法庭，你会被吊死，说，是从哪里弄来的？’他说：‘我什么也没看，是我自己写的。’案子就这样搁下来。伯爵又把他的父亲传来。他还是坚持他的说法。他被送交法庭，大概被判服苦役。现在父亲来为他求情。但他是个坏小子！哼，他是商人的儿子，花花公子，生活放荡，他在哪里听了演讲，就以为可以无法无天了。瞧，就是这样一个浑小子！他父亲在石桥旁开了一家酒店，酒店里挂着一幅一手握权杖、一手拿金球的大圣像；他把这圣像带回家去有好几天，天知道干了些什么！他找到了一个下流画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