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大队让入股呢，杜小芳回娘家借钱，娘家也没有钱，娘家大嫂是个不清头货，把家把的死死的。无奈她爹杜学峰领着闺女找她大爷杜学亚借钱，遭到奚落，杜小芳摔门而去。
实在没办法，找大队借了十块钱。
听着韩永昌介绍两家情况，韩述苦感慨，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
五一这天，韩述苦、韩永昌，刘兰英，韩永秀四人分工合作，刘兰英登记各家入股数，韩永秀负责现金保管，韩永昌负责维持秩序，韩述苦负责就入股事宜解疑释惑。
等各家各户登记入股差不多了，韩述苦看了看各家入股情况，基本上是三个人划一股，唯独韩思启家是七个人划一股。
韩述苦找韩永昌商量一下，由韩述苦出面借二十块钱给韩思启，由于韩述苦手里也没有钱，韩述苦又从大队借二十块钱，因为大队欠韩述苦红薯干四百斤，折成钱每斤五分钱，共二十块钱。
懵圈没有？简洁明了地说，大队欠韩述苦红薯干钱二十块钱，大队还给韩述苦，韩述苦把这二十块钱借给韩思启，韩思启用这二十块钱入了两股。
为什么这样做呢？韩述苦给韩永昌解释，每家每户入股基本上划三人一股，只有韩思启家七人一股，这是越瘸越拿棍子敲呀！
韩述苦不允许发生这种情况，以后会造成贫富差距悬殊，不利于大队整体发展，也违背了共同富裕的宗旨。
至于以后哪家再添丁进口的问题，人口多了，工分也能多挣。像粪叉，要是娶上媳妇儿，生四五个娃，等娃大了多挣工分呗。
韩思启家有两个残疾，是需要额外照顾的。作为大队掌舵者，一定要及时关注到弱势群众。
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同富裕，是韩述苦的追求。
后世在小码头驻村，扶贫对象有五家。两家五保户，两家残疾，一家父子都是大病。这些跌入贫困的家庭，村委会没有任何能力帮扶，因为村委会没有那个能力，村集体财产基本上是零。
都包产到户了，各家种自己的地，农闲出去打工，多少村民一年不踏进村委会大院一步，实在没啥关联啊！
村集体没企业，没门面房，偏僻地方，距离乡镇都十多里路，土地都没有人开发。
好不容易国家在东边修建高铁，还完美避开了小码头大队的土地。村集体账上一分钱都没有，村委会能有凝聚力吗？
韩述苦刚去驻村时，村委会大院荒草丛生，有好几家村民在大院里挖的红薯窖储藏红薯。
重生后正在用着的大队院那十间东屋还在，破败不堪，已经成为危房了。
八十年代又在院子南边盖了一排十二间红砖平房，预制板房顶。板已经上好，还没有补缝，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来了。
分地，分农机具，分牲口，所有能分的都分到户了。
新房子就原封不动保留下来，一直到驻村时，还保持原样，房间被几个透钻的村民占领，有喂兔子的，有喂鸡的。
还有一个外地木匠，招到村里当上门女婿，自己把房顶重新用混凝土打了一层，安上门小两口过起来小日子。没过几年这孬种跑了，也不知道跑哪了，留下母子俩，被家里做主嫁到邻庄了。
分田单干是当时大势所趋，激发了群众的干活的积极性，同时也为农村老百姓解除了束缚，解放了生产力，为后面国家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国企私企蓬勃发展，一项项享誉世界的工程实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他们被赋予一个专有名字“农民工”。
村集体没有凝聚力了，成为薄弱涣散村，哪还会有能力帮助贫困村民？只能靠国家力量了，所以扶贫工作队进驻了。
包产到户，家家都是单打独斗，粮食卖不上价格，种粮仅仅能维持温饱，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村里青壮出去打工，主要从事的是泥瓦工，水电工，电焊工，还有极个别大货司机。
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收入都花费在孩子上学，家人看病，房子翻新或城里买房，俗称新三座大山。
农民苦，农民累，一有个意外发生，家庭瞬间就跌入贫困。
所以重生过来的韩述苦，面对熟悉又陌生的故地，又身傍空间，一直都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做到全村老有所养，幼有所教，贫有所依，难有所助，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并且比古人目标更宏大，要共同富裕，家家住别墅，开轿车，有存款。
当然了，这些内心独白没法与人分享，但韩述苦一直灌输的共同富裕，不让一个村民掉队的理念还是很洗脑的。
韩永昌心悦诚服，连连说自己没有韩述苦考虑周到，看的长远，没有韩述苦觉悟高。
各家都办理好入股手续，大队账本上清晰的记录各家各户的入股钱数，股份数，后面是签字按手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