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安亚萍一下子有了精神，马上挺起那软了半天的身子，极具力量地坐好要求任洁赶快说出来，为的就是个笑。笑一笑十年少，谁人不想笑。王健硬是催促着，说：“你快说吧，我们现在就是缺乏笑，什么都不缺。我的不幸都能倒出来，你的高兴还怕见人。”
安亚萍也督促着，说：“快说吧，我们现在就想像小时候那样，玩的尽兴来一顿天真烂漫的微笑。”
任洁告诉说：“我说了，你们可边笑的尿了裤子里。”
任洁又开始讲了：
那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孩子上学，丈夫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实在没意思，经常看电视，突然有一天从电视里看到，有征文活动，我就起了这杂念。明知自己的作文功力不行非要参与一下。用尽全身精力写了两天，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修改完就到邮局邮寄去了。到一定的日子，天天在家里等电话，门不出，户不入生怕耽误了，上卫生间我都敞着门，只怕听不到；做饭我都不敢使用抽油烟机怕混听了。我就像个听电话的整天守在个座机旁边静候那一响，并且自己还觉得一会儿就要响。可是，等了一会儿又一会儿，偶尔听到个电话，兴奋的马上接起，再一听到打错了，非常沮丧。这样离开一会儿再有电话赶紧地跑过来，有时碰在什么东西上专心的痛都不顾，接起来又不是。自己每天在家里悄悄的进行着这一切，不算个什么，等家里人回来我习惯性这样听到电话就赶快跑过来接，这样几天过去了，在我们家给酝酿了一场大战。丈夫说我这样积极地接听电话说我外面有人了，怕他接着电话了。开始吵架时我还不想告知他实情，自己做的那点悄悄事实在是可笑，不想和他说，可是我仍然天天还是那样做，我就是怕他接到电话给打发了。他却确诊了我就是怕他听到了，还闹到了离婚的份上，我姑娘不干了，我于是悄悄地和我姑娘把这事说了，姑娘高兴的就和他爸说了。家庭保住了，可是我变成他们爷儿两个的笑柄了。有时候我丈夫在家时还要故意躺在那里用手机给拨打座机逗我玩，电话铃一响，我就跑，他就在那里和我姑娘笑，玩弄的我又好笑又来气。就这样以后他们还要故意说：“听电话！来了！”
他们也习以为常了，我也胆大了，我继续着我“事”。
有一次，我看到文体频道又征集文艺节目，我就写了一个小品，又要递过去。这次我按照通讯地址自己亲自送过去，里面一个人也不认识，人家就交代了“如果采纳了，需要您改动一下，我们没有时间改”，“我自己改”。我放下东西走了，回来以后仍然是天天等电话，这回又多了一项听门铃。我又进入了那种状态，偶尔再有个摁错门铃的我就失落的不像样，爷儿两个又要拿我当笑料，老家伙懂事多一点，有时候提醒我明智点，不要为了没必要的事大伤脑筋，小心神经了。我突然，失去了信心，反过来想我是不是神经了，可是自己又什么都懂得，明明是在盼望着一件事。我仍然天天等待我的作品能问世，电话铃、门铃只要想起来只有我跑的最快去接听，返回来是全家人的大笑声。不管他们怎样说我，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听、接、跑、笑，那个流程。直到腊月二十六我才对我的作品失去希望。冒着数九严寒的冰冷天气，抛下家里的活不做去拿我的东西，还想听人家说一句“我们要的是光盘，是排练好的节目”，我从那原封未动的地方拿回了从来都没人看过的东西，别人的不以为然却成为自己莫大的羞愧，我好想斩断自身后那一串影子，好想用橡皮一样的东西把那轨迹抹去，从此就当我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本来我什么人都不告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如今让你们知道了，也没什么了，看来这时间就能淡化一切。从此我再也不想没事找事，那还了得，差点因为那把家庭拆散，又差点把自己弄出个神经病，太不值了。
王健好奇地说：“既然已经写了，何不拿出来让我们听听。”
安亚萍叹服地说：“有这本事！那肯定也挺逗人吧，也让我们听听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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