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夏须知》、《唐书新例须知》则与《唐书须知》、《新例须知》应为同一部，
再有徽宗朝《登途须知》与《国用须知》两部，南宋时《须知》多部，这虽只是据所掌握资料能大致推知成书时间者，但也展现了《须知》在宋代的发展脉络的确如前所述，从宋真宗时刘承珪编成《内藏库须知》五卷以进，到仁宗时，“诏天下岁进甲仗须知一本，仍令三司先为程式颁下”有多部。
这表明当时《须知》已为宋政府所重视，至迟在仁宗时已被作为对下级部门业务考察的基本方式加以推广。
其实，这也说明这些文件早已在宋之前社会中出现，如其中留存后世的《玉海》一书中就很是保留了唐代诸多宝贵信息。
表明至迟在五代时期，当时京城百司已有编纂各司《须知》传统。
总之，不管是这些内容在唐代中后期是否的确就已经出现，又是否在五代时已有相当运用，但这些内容在当时宋朝社会中的在行政事务管理中的确是有承担更多角色，在社会中也广泛应用的，这一点无可置疑。
这当然反映了行政事务管理中对《须知》的倚重。
如当时《登闻鼓院须知》、《平止仓须知》、《治狱须知》、及《甲仗须知》等，这些后世新发现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恰恰确证了一个事实，须知在宋代行政事务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我们认识南宋地方政权的行政管理制度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反映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与时人对民生的关注。
比如宋代民族矛盾尖锐，民族战争频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有意识了解给泱泱大国带来重创的边远小族的诸多情况，而《匈奴须知》、《边廷须知》、《西夏须知》、《重修辽庭须知》、《契丹须知》、《金虏承安须知》正是这些重大社会现实反映。
总之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因为宋代政治的腐败，当时官场黑暗等，这也使得当时更多有识之士把目光投向地方与更关注基层社会，关注民生，以至于诞生了《治病须知》、《幼学须知》、《食品须知》、《童丱须知》等诸多关于教育、饮食、医疗方面告知百姓的地方行政文书。
这充分说明《须知》中蕴涵着当时社会中重要的历史现实、信息及线索，而这些在其他史料中要么缺少，要么表现不充分。
也表明南宋地方政府官员到任也有接受须知册、了解各种规章制度的惯例，以期达到尽早熟悉当地状况之目的复杂情况。
就其格式来说。
正所谓“其籴粜条目，具载须知，谨具申朝廷，并以须知册申缴”，凡十三条目，这诚见，《须知》等文书多举其条目，使读者明白易晓。
其内容简洁，纲举目张，旨在突出主要内容。
不过虽然只有极少数《须知》有或可大致推测出内容，但也足证其事情确实为真。
如当时的《金虏承安须知》则录“金虏名讳及增修朝官、职事、俸给、格式、服制、地理图之类也”。
如《吴会须知》、《源山须知》其内容也与前述相似，为地方岳渍山川、变迁沿革、风土人物等情况之编纂。
不过这其中，比起这些行政文书而言，其中具体涉及到一部分军政事务方面的《须知》内容更加复杂，是宋代军政事务系统中一部分。
毕竟这其中不仅包含地方官员业务汇报、政绩申报层面的内容，也有如“修战舰，造戎器，阅射艺，旌旗壁垒，精采一新等等内容。
这表明南宋时一些地方官员已经习惯利用《须知》来登录自己政绩向上级、朝廷申报。
这在以往宋代官员考课、任职等研究中，关注付身、批书等层面内容情况不同，对官员个人呈报业绩的途径则关注不多，宋代《须知》可以填补一些空白。
这表明单就宋代而言，行政部门、机构利用《须知》，呈报部门业务开展情况的做法由来已久，而上级部门也藉以考察下级部门、业务单位工作开展情况。
毕竟宋仁宗重视兵器发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不应是部门基本情况的汇编资料，而是年度兵器生产业务开展资料。
因为既然兵器生产部门可以通过岁进须知，以考察兵器生产情况，其他部门也会效仿、推广。
这说明迟至宋仁宗庆历时期，政府已经非常重视运用文书开展行政事务的管理，对其使用也由来已久，应用非常广泛，为无数宋代官员官场必修课之一。
说到底。
与神宗时财税政策比较，北宋末年徽宗朝时一些财税政策是“缘边费而坏先政者可见矣”，呼吁当时朝廷革弊政，调整国用政策。
堪称予尝读《行军须知》之书，观其编为附录，诫将选士、禁暴弥乱、镇边疆、威四夷、攻围战守、节制料敌、知勇明决、疾徐动静、奇正虚实、权变形势之方，靡不备载，是则深切着明，非他书可比也。
而通过以上探讨。
王宽也认为宋代《须知》大致有以下类型，
如军政类须知，如包含行政机关、部门，军政行为等，涉及国家利益、行政事务管理等层面的须知，如地理类须知，如普通民众日常医疗、教育、饮食、出行等密切相关的须知，如历史类须知，像是《剑南须知》、《新例须知》及《混天帝王五运图古今须知》等等。
在这里看来。
王宽觉得。
这其中无论从种类，还是从数量上来看宋代《须知》都非常丰富，其中也许有“乘车须知”似的警醒内容，但不是主要方面。
就宋代而言，这是非常先进于了不起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