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太仆寺和驾部及其职能演变
太仆寺是一个在宋立国之初就设立的马政机构，在元丰改制前职能较为弱小，元丰改制后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职能获得了扩大。
在元丰改制前，“太仆寺掌辇舆车辂乘黄厩牧杂畜之事，车辂之职行于本寺，余职归骐骥院”，太仆寺的职能限于管理辇舆、车辂、乘黄、厩牧和杂畜的事务。
元丰五年，“废群牧置使，以职事归太仆寺”。太仆寺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宋哲宗元佑元年（ 1086)，随着王安石变法被废除，保马和户马法也不复存在，太仆寺的马政职能也因之有所加强。
宋哲宗元佑元年，宋政府曾设立枢密院支马房来管理骐骥院等坊监的牧马、租课等事务，辅助太仆寺来管理中央马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太仆寺的职能，但因其设置时间不长，影响有限。
宋代驾部归属于兵部，是兵部下的一个司。宋朝初期，驾部无具体职事，元丰改制后，辇辂、车乘、厩役、杂畜、乘具、传驿的政令由驾部掌管，纠按河北、河南诸牧监公事的提点左、右厢诸监司也划归驾部。
自元丰改制后，驾部的职权渐趋扩大，最终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取代太仆寺，成为统管全国马政的机构。
随着群牧司和太仆寺相继被废除，驾部成为宋朝唯一的中央马政机构，由于驾部本属兵部，因此宋代马政的军事属性也就大大增加。
这与南渡之后南宋政府面临的军事压力有重大关系，也和宋政府精简机构、强化集权有关。
南渡之后，限于地理限制、军事需要减少等原因，宋政府主要通过买马的方式来获取马匹，中央马政机构职能减少，其买马职能的发挥显得重要一些。
宋代马政机构的发展与其领土扩展、军事需要有着直接的关系。
宋太祖时期忙于统一南方，而南方多山地域并不需要太多的战马，南方的统一也未能给宋朝带来大量的战马，“江南无战马，朝廷每岁赐予百匹，至是驱为前锋以拒王师，既获之，验其印记，皆朝廷所赐也”[2]337，在北方宋政府则采取守势。
宋太宗时期为征讨北汉、收复“燕云十六州”，大举从民间买马，在平定北汉后又获得了大量战马，因此建立了新的监来安置管理马匹，并将管理中央马政的左右飞龙院改为左右天厩院，后又改为左右骐骥院。
“内廐马既充籾，始分置诸州牧养”，由于马匹数量大增，京师坊厩无法全部安置，就将多出的马匹安置到诸州牧养。
为更好地管理全国的马政事务，群牧司应运而生。宋代中央马政机构一直都在为了适应马政的需要而变革，群牧司更是宋代中央马政机构变革的新创造。
机构的设置和废除，机构职能的调整，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相应事务发展的需要，其背后都有深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因素的要求。宋朝因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
1103年（崇宁二年），岳飞出生于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北宋时期，相州汤阴县是岳氏宗族的聚居地；
1126年（靖康元年）十一月，在外敌入侵、家国危亡的严峻形势下，岳飞再次从军，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抗金斗争。
同年十二月，岳飞的家乡相州汤阴县被金军攻占，金兵在当地构筑营寨；
1130年(建炎四年)五月，岳飞率部击败金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赶出江南。此时的岳飞早已从普通士兵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并组建了一支被百姓亲切地称为“岳家军”的抗金劲旅；
1132年（绍兴二年）六月，岳飞奉命率部戍守江州（今江西九江）。
此后，岳飞有大半年的时间在江州度过，那里的风俗民情和灵山秀水都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
岳飞喜爱江州及其附近的庐山，打算在将来功成身退之后，不再迁回北方的汤阴老家，而要在江州安度后半生；
1134年（绍兴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击败了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
此后，岳飞奉命率部驻扎在鄂州（今湖北武昌），鄂州也就成了岳家军的大本营；同年八月，南宋朝廷下令授予岳飞清远军节度使的官衔。岳飞跃升成为南宋的高级将领。
此后，在抗击金军和平定内乱的战争中，岳飞立下赫赫战功，不断得到提拔，因功先后被授予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和太尉的官衔，最高官阶是从一品的少保和开府仪同三司，还曾被授予武昌郡开国公的爵位。
宋代节度使的俸禄特别高，甚至超过宰相。按照岳飞所任官职爵位的俸禄标准计算，岳飞每年的俸禄（年薪）最高时大约有一万一千贯钱左右，平均每个月（月薪）大约是九百贯钱以上。
南宋诗人董嗣杲写有《过岳家市》一诗，诗中写到：
“鄂侯遗部曲，多岁此为农。
茅店罢残暑，松峦出乱钟。
溪流分别坞，晚色失前峰。
去去遗仙踪，苍云几万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