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泰二年四月记载“以韩斌所括赡国、挞鲁河、奉、豪等州户二万五千四百有奇置长霸、兴仁、保和等十县。”
豪州为头下州奉州或为头下州丰州之异写而赡国、挞鲁河人户很可能就是宫分人。
如果《本纪》保和县的记载纪年无误的话此推理便能成立。以宫分户编置的州县或者隶属宫卫或者直隶朝廷。隶属宫卫州县的编户不是宫分人。宫卫属于内府、内库皇室是其所有者。
控制宫卫的极度膨胀对国家经济发展、健全财政、赋役制度都是有利的。贵族的头下军州圣宗以后不少被国家收归国有成为宫卫州县或直属朝廷的州县。
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结建州县以居之”“加以私奴置”本身就是辽朝抑制奴隶制的产物。俘户、私奴编入头下军州其身份与驱口贱奴不同是为转户类似客户。
头下军州户的赋税在头下主与国家之间分配他们对头下主保留较强的依附关系。
圣宗以前或因犯罪籍没或因绝嗣头下军州也有收归国有的。圣宗以后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央集权的加强国家强化了对头下军州的控制除少数以公主媵臣户建立的头下军州外不再见新的头下军州建立原有的也不少收归国有。
自辽太宗“籍五京户丁”以来直到圣宗时期方见统计户口的记载。
一次是统和九年“通括户口”一次是统和十五年“通括宫分人户”。
统和二十一年又见“通括南院部民”。
户口统计工作与上述州县、部落的建置沿革不无关系。这是辽朝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它肇始于统和前期而于澶渊之盟后继续进行并得以巩固。圣宗时期奴隶的法律地位也有所提高。原先奴隶主可以任意杀害奴隶统和二十四年规定“奴婢犯罪至死听送有司其主无得擅杀”。
公主、贵族擅杀奴隶也要论罪。圣宗开泰六年公主赛哥杀害一名婢女公主、驸马受到降爵削职的处分兴宗重熙年间契丹贵族耶律袅履擅杀他人婢女有司拟以大辟论因其善画讨得兴宗的欢心被免死流于边地。
对奴隶的刑罚也有所减轻。兴宗重熙二年规定奴婢犯逃或盗窃主家财物“主无得擅黥其面”只能刺臂部、颈部。
这和同时颁布的在全国废除鲸面的法令是一致的。原来规定只有主人犯谋反大逆等死刑罪时奴隶才能告发官府道宗清宁四年掌内藏库官员赃满两贯就允许奴隶告官。
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政治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抑制奴隶制因素、提高奴隶法律地位的根本原因。
阶级关系、社会构成的变化、民族融合的加快出现统一官制、整齐风俗的呼声并需作相应的法律调整。
辽初基本是“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唐律令。”因而“同罪异论者盖多”。
圣宗太平七年七月诏更定法令要求“《制条》中有遗缺及轻重失中者其条上之议增改焉”。
兴宗重熙五年四月颁行太平七年以来新定《条制》。重熙二十年再诏更定《条制》。
道宗咸雍六年1070“帝以契丹、汉人风俗不同国法不可异施”命令更定《条制》“凡合于律令者具载之其不合者别存之。”大康、大安间续有增订。
道宗清宁三年1057帝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
这种政治理念的出现尽管与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确是辽朝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反映了民族融合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早在兴宗重熙七年萧孝忠任东京留守时奏请取消渤海人击鞠的禁令认为“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五年以后他入朝任北院枢密使又奏请“一国二枢密风俗所以不同。若并为一天下幸甚。”
圣宗以来的法律改革基本沿着糅合番、汉法律的道路进行反映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深刻变化。但道宗过于偏向汉制对契丹等族的传统法律、习惯扬弃过甚加之吏治腐败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法律改革以失败告终。
史载“条约既繁典者不能遍习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众吏得因缘为奸”大安五年复行重熙旧法。
总之澶渊之盟后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和盟对辽宋双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契丹族和幽云以北地区来说积极意义十分明显。
实际上自辽太宗入侵中原遭受重创以来契丹社会上下都已厌苦得不偿失、无休无止的南侵战争。辽穆宗实行休养生息遂致“户口丰殖”“年谷屡稔”南大王耶律挞烈、北大王耶律屋质终成“富民大王”。
辽景宗在位时继续实行睦宋政策保宁六年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涿州刺史耶律琮致书宋雄州守臣希望双方修好得到积极响应。
萧太后953-1009年自幼目睹应历951-968年以来和平环境下社会经济的繁荣亲历乾亨979-982年以来辽宋交恶对辽朝社会经济的破坏。
当意外虏获宋真宗的藩邸亲信、宋将王继忠后王继忠又晓陈和战利害并表示愿意为辽宋和好上书宋真宗。
萧太后遂决意大举南下以兵逼和期望一劳永逸尽快结束辽宋敌对状态签订和盟在她有生之年为她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发展空间。
二文教昌兴与礼法观念在契丹人中的推广澶渊之盟前辽朝大量吸纳中原官僚儒士进入统治机构。
占领燕云地区后在积极使用该地区汉族文人的同时仍重视从晋、周、宋统治区引进人才。统和七年“宋进士十七人挈家来归命有司考其中第者补国学官余授县主簿、尉。”
统和十二年十一月“官宋俘卫德升等六人”并“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闻。同时“诏郡邑贡明经、茂才异等”。
由于征战不已实无暇顾及发展文化教育培养自己的人才。而发展较落后的契丹统治阶级对文教事业的认识也是有限的。
到景宗、圣宗统治时期封建化的发展奠定了文教事业进步的基础。澶渊之盟关闭了吸收中原儒士官僚的大门为培育人才辽朝重视发展教育文化进一步推行科举制。
与宋朝的经济文化往来也开阔了辽朝人的眼界。契丹人的整体文化素养显着提高儒家礼法观占居主导地位。
这无疑是辽朝社会的重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