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歌词，称之为“诗”更为妥当。
作者是前世的胡适，创作于1916年，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白话文诗。
平心而论。
现代诗多多少少会透着一股“骚情劲”，也可以说是文人的“矫情劲”，毕竟现代诗才诞生了一百余年，和古体诗相比，它还很“幼稚”，遣词造句算不上“成熟”，带有很重的圈子化特征。
像古体诗，经过了几千年的积累，底蕴厚重，类型也很丰富：可豪气、可婉约、可矫情、可骚情、可隽永，可田园、可平淡…
这一点，不能去听现代诗人们的自吹自擂，里面的逻辑是通透的：简单的例子，在现代诗里，能找一首豪放如李白《将进酒》，或者凄婉如李清照《声声慢》的作品吗？如果有，是现代诗发展的幸事！
现代诗的好与坏，目前都是圈子里的人吵吵闹闹，看谁能抢占话语权，有话语权，“屎尿屁”也能叫诗，没有话语权…
比如，前世某文豪家的某千金，诗作惊吓了大众群体，会被圈子里的人认为是大众群体的文学修养不够深厚。
有这个原因。
圈外人极可能顶不住现代诗的那股劲，也可能理解不了现代诗的美感，读两句，全身或许会起鸡皮疙瘩；议论两句，或许会惹来圈子里的人鄙视。
话说回来。
胡适的《蝴蝶》是古体诗和现代诗间的承上启下之作，遣词口语化，句法像旧体诗很整齐，有诗意，有意象。
刚好对口音乐圈里的文青群体。
如今在网络上指责“梁龙”最凶残的群体，主要是这帮音乐圈文青——小歌手+小乐评们，一个“小”字，隐晦的指出了他们的特征：固执、偏激、清高、矫情、红眼病严重。
要挽救“梁龙”的声誉，像梁大公主那样打口水仗，是不成的：那帮音乐圈文青，会固执己见，不屑一顾。
这首诗作。
正好可以用来分化那帮音乐圈文青：让清高、矫情的，归于犹豫+闭口+反转；让固执、偏激、红眼病严重的，继续死劲骂。
挽救方案要是有效，“梁龙”的声誉会出现争议，而不是一边倒的被骂。
而且，《蝴蝶》是小清新的诗作，行文用语直白简洁，只会稍稍提升“梁龙”的逼格，并不会让他牛逼飞到了天上。
现在是网络时代，如果用力太猛，搬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等大作，惊掉了一帮文学家的下颌骨，必然会引来怀疑。
以破产小老板的文学素养，怎么经得住文豪们的考问？
会露馅！
至于曲子。
其实不太重要，只是用来回应质疑的添头。
《蝴蝶》的历史地位独特，流传了一百多年，曾有很作音乐人为它谱过曲子。
音乐圈里的小圈子化，导致这些曲子五花八门：摇滚、民谣、流行、美声…
诗的原作者已经过世了，没人能指定哪首曲子，更符合诗里的意境，出现词+曲+演唱方式的错配，是大概率的事件
所以，这些成品像摇滚乐一样，是圈子化的作品，是会挑听众的，觉得难听一点不奇怪，闲得发毛，又对诗感兴趣，可以去扫曲，选择适合自己的曲子来听。
梁周搬运的这版《蝴蝶》，作曲人闫泽欢很年轻，曾参加过音乐类的比赛，有一定的才华。
由于是对标武陵国音乐圈的文青群体，想要流传开来，比《两只蝴蝶》的难度大了无数倍。
梁周根本就不指望这首歌能流行！
当然，不流行，并不影响曲的优秀。
《蝴蝶》词的“矫情劲”+曲的“矫情劲”，双重“矫情劲”叠加，适合年轻人无拘无束的表达，不适合务实的破产小老板去演唱。
又不是用来捞钱的口水歌，没有必要原样模仿。
他在录音的时候。
根据自身的阅历+对诗作的理解+嗓音条件，做了较大的改编：降了调，压抑了越抬越高的情绪，演绎的方式更为收敛。
当时，录音师在旁边来了兴趣，本来三遍能录完的，硬揪着他前前后后录了近两个小时的人声，反正没加钱。
至于效果如何…
想到了这里。
梁周坐回了电脑前，打开“梁龙”的主页，刷起了数据。
《蝴蝶》，点击2385，评论25。
他喝了口茶，暗想：“现在名声太臭了，路人都在外面看笑话，一时半会很难挽救，只能逐步的分化黑粉。”
下药太猛，际红文化那边恐怕会找事，影响以后分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