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个多月紧锣密鼓的筹备，石料厂办起了，很快就投入生产营运。
为了方便联系，钱永虎还给我配备了一部手机。当年的手机叫大哥大，五六寸长，像个黑色条砖似的，带有天线。平时拿在手里，或插在腰间，自我感觉比较良好，起码是身份的象征。因为那个年代，能拿大哥大的人凤毛麟角。而我成天拿在手里出出进进的，在当地人眼里，油田人就是和地方人不一样。
除了手机之外，钱永虎还给我配了他的表弟，明面上是跟我搭班子，实际上意在监督我，这个我是明白的。他表弟是陕北人，叫沈峻文，年龄比我小。初次见我时，显得比较老实，话少，也比较呆板，我支到那儿，他干到那儿，我若不支，那就两手伸在裤口袋里，到处张望。
有一天晚上，村上有个人叫我们到附近的镇子上去喝酒唱歌，我就带着他去了。当年，泾阳一个镇子上的舞厅都比环县县城的舞厅高档，初来乍到，感觉人家整体上比甘肃农民有钱。沈峻文第一次到那种场合，看上去有点拘束。后来，他就躲开我，经常一个人往那地方跑。不是喝酒，就是跳舞唱歌。渐渐的，他跟村上一帮人也混熟了。
由于他是钱永虎的表弟，不管他干什么，我一般不说，在厂子的几个主管中，有他也行，没他也行，反正，只要张友良在，其他管事的人在我眼里无足轻重。
一天，村里一个小伙气势汹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指名道姓要找钱永虎的表弟。我看他手里提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问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们厂里那个小伙把我老婆n了，你看咋办哩？不管我就要割了他！”我知道“割”是什么意思，农民一般阉猪叫割。
我一听，有点信不下去：“不可能吧？小沈平时很老实啊。”
提刀的小伙说：“人老实，做的事不老实啊，不信你去问问他！”
我一看情况不妙，就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张友良，让他过来处理此事。然后我把沈俊峰叫来，询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结果沈俊峰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话说道：“额给你说，额从来没有弄过这号事……”
但是，当张友良问那个小伙的媳妇时，那媳妇可能挨了男人的打，低着头承认了。
一个不承认，一个承认，提刀的小伙还缠住我们不放手，这事不处理，肯定过不去。于是，我问张友良：“这事怎么办？”
张友良说：“那怂是个土匪，给点钱算了。”
最后就商量来商量去，以2600元了事。
那个小伙因为媳妇和沈俊峰有了那事，拿走了2600元。从此，我们石料厂人再没人敢与村里的年轻人来往了。
无疑，这事给我敲响了警钟：到了他乡投资干事，必须老老实实，沾花捻草、偷鸡摸狗的事儿，千万不能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