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那人却毫无惧色，向前跨了两步，站在众位大臣身后，面向皇上，理直气壮地说：“我反对，到天安殿庆寿万万不可，此乃关乎天下之事，诸君不加谏止实为失职，卑职身微，本无权在这里进言，然则大是大非，必得有人鸣。”他言语激烈毫不掩饰，根本不像朝中大臣奏事时那样地委婉表述，他说：“天子孝敬父母，乃是顺应天道，但应该在宅邸内行家庭礼法。若是和百官同列，则要行向北跪拜之仪，其行如臣子也，如此一来，亏君体，损主威，万万不能为后世留下这样的规矩。”
也就是说，他认为皇上给太后贺寿那是家事，家事不能大于国事，在家里，对父母爱怎么叩拜都行。但是在国家的正式场合，皇上怎能与大臣一起行跪拜之礼？如此一来，皇帝岂不降格成了亲王。
言语铿锵，言之有理，满朝文武大臣被他慷慨激昂、理直气壮的话语惊呆了，一个个木在当地。本来大臣中就有不同意见，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之前，也不要说满朝大臣，就是皇上也没有拂逆过刘太后的心意，今天竟让这么一个蝇头大的官员把一些人想说的话说了出来，刘太后气得起身拂袖而去，把皇上和一众大臣晾在那里。
这个人是新上任的秘阁校理。
秘阁，就是皇家图书馆，是皇宫里的一组建筑。秘阁校理，就是图书管理员，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官。平时只能在皇上上朝时，呆头呆脑地站在廊柱侧，以备有需要查询之事，赶紧回秘阁检索。
太后一走，皇上宣布散朝，议论的事没定下来，但是也没人提出追究他的责任，大宋朝政治宽松果真不一般。要知道，庄严肃穆的朝堂之上，这样的放肆行为扰乱了秩序，惊扰圣驾，应该受到严厉的斥责和惩罚。
可是他却不是见好就收的人，他觉得话还没说透，回到家里连夜奋笔疾书，写了一道《乞太后还政疏》，第二天一早就交到宰执手里。他在疏中直言不讳地写道：“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他这是公然地提出要太后还政于皇上，他说皇上已经长大成人了，太后您赶紧还政于皇上，回后宫去享清福吧。
惹了这么大的事，惹太后生气是宰执的失职呀，大臣们开始留意这个人了，原来怎么不知道呢？于是，他们赶紧吩咐吏部汇报这个人的情况。宰相吕夷简更加郁闷，这个人突然发难，后面有没有隐情呢？这事还真得查查，谁举荐的，有没有人指使。想到指使，他又默然了，真要有人指使，还能是谁呢？最终得利的是谁？只有那个高坐龙椅上的人。别往下查了，赶紧把这事压住，吕夷简可不想引火烧身。
也难怪大臣们不知道这个人，他这个人身世曲折，一直在地方上做个小官，谁能晓得呢？
他在二十八岁之前名叫朱说(音悦)。他出生几个月后父亲就病死了，一年以后为生活所迫，母亲谢氏不得不带着三个幼子改嫁长山县(今山东省邹平县)的朱姓人家。这一年，他的长兄六岁，次兄四岁，他刚刚两岁出头，幼小的他从了继父姓。
他从小就很有志气和志向，由于朱家也并不富裕，他在少年时被送到长白山麓的僧舍读书，干些杂活解决食宿，也算是为家里省了一张嘴。僧寺里的杂役能吃到什么？只能顿顿以粥果腹。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苦读三年，也以粥为主食吃了三年。从僧寺回到家后，他从母亲口中得知自己原来并不姓朱，又感到屈辱又为母亲伤心，就含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去了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一带)的南都学舍学习，他发誓要恢复本姓，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在应天府，他不分昼夜地发奋苦读，以至在五年的学习期间甚至衣不解体，困极了就合衣而卧，睁开眼睛就抄起书本。他延续少年时在僧舍读书的习惯，每天只煮上一小锅粥，等粥凉了凝固了，便用刀切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就着咸菜吃，有时连咸菜也没有，就撒上点儿盐。
